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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6年

内容简介

　　美国著名学者法瑞德·扎卡利亚在《未来属于中国吗？》这篇文章里曾经写到：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是一个事实。中国已经走过了新世纪的六年，如今又迈进了第七个年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崛起了吗？它还存在哪些问题？习惯于遗忘的人们，让我们与中国财经报道一起回忆过去的六年，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并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顺便，也展望一下已经开始的2007年。
　　2001 全球化
　　在被称中国“全球化元年”的2001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男足首次冲出亚洲，恐怖分子袭击了纽约和华盛顿，美国对阿富汗开战，中国加入了WTO……社会学家李强说“我们可以用速度来形容中国社会的变化”，经济学家樊纲说“中国经济已经是大的全球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学者钟伟则说“我的孩子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会唱歌谣了……”这就是我们的2001年。
　　2002 成长
　　在2002年，我们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成长”：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一切都让我们在热情激荡中往前走。上海人成功地申办了世博会，这看起来是一个象征。在全球化第二年，中国就已经长大成人。他不再是那个谦逊者和追赶者，他变成了一个健壮的强者 和世界经济的领跑者。
　　2003 非典型
　　谁也没有办法忘记2003年的春天，谁也没办法忘记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那是一场考验，残酷而伟大。当经历过那场考验之后，人们似乎突然之间明白：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在经历了一场灾难的同时，中国，
　　真正地众志成城了。
　　2004 刹车
　　除非人们已经习惯于遗忘，否则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在2004年的体会：疼痛与快乐，幸福和悲伤。2004年，就像一辆超速行驶的列车，突然刹车的时候，人们各自承受了自己的压力。“宏观调控”成为人们最热衷谈论的一个名词。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中国，我们在疼痛中抚摸着自己的国家……
　　2005 临界点
　　在2005年的中国发生了太多令人激动的事情，神六上天、福娃诞生。然而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大考验，房价飞涨，宏观调控的压力，国际局势的混乱，生活安全的脆弱……在一场场大考验背后，在一个个临界点降临的时候，中国就这么不疾不徐地走进了2006年。
　　2006 大 考
　　在这一年的年底，人们最爱谈论的是“大国崛起”。人们通过探讨“大国崛起”的道路，试图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一条真正崛起之路。中国正在参加一场大考。加入WTO已经到了5年，到了我们该兑现承诺的时刻了。这是痛并快乐着的时刻，有人会微笑，有人会流泪。但这一切，都是我们成为全球化主流，崛起为真正大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未来属于中国，历史会给出定论。
　　2007 展望
　　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的第一年，直面外资银行激烈的零距离PK，我们的银行是否会更加迅速地壮大、成长？以工商银行为龙头的银行股是否会将冲天牛市顺利带入新的一年？鼓励进口的政策会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惠？望房兴叹的中低收入一族会盼来哪些利好？2007，在人们无限企盼中正稳步走来……

引言

　　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是一个事实。

　　—法瑞克·扎卡利亚

　　2006年12月8日晚8：30，大约有20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坐在一起，谈论中央电视台的一部专题片《大国崛起》。

　　这是一股代表中国向上的力量坐在一起讨论中国向上的愿望。这是一种力量与力量的对接、交流和碰撞。

　　更振奋人心的说法是：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在今天，我们尚无法确切其明晰的意义，但我们相信，其意义会伴随着时间的变易逐渐地展示出来。

　　至少，我们的国家努力使我们相信，它正在使用和平和内敛的方式，使自己获得与自己的人口、市场和影响力相匹配的大国地位。

　　中国，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中国/追赶潮流(1)

　　在15世纪，中国人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展示自己的才华，一个叫郑和的人率领着政府的船队七下西洋，完成了当时的奇迹。这七次壮举曾被认为是中国寻求世界范围承认的努力。而事实上，明成祖朱棣希望能够让蛮夷国家感受明朝的武功，继而成为明朝名义上的属国。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建文帝流落海外，而作为叔父的朱棣则非要得到他的死讯方能心安。

　　无论如何，郑和下西洋都被证明是明政府耗资巨大的一场外交运动。这场“金钱外交”的结果，一方面使朱棣得到虚幻的满足；另一方面却使白银大量流出。而明朝开放的行为并未得到持续，不久之后，政府便实行全面海禁，偌大海疆上几无寸板；那些私自制造船只出海的人，都会得到最严厉的审判。

　　美国著名学者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一书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是如何突然和固执地从世界的门槛上后退并回到本国的。中国人不得不作出努力，甚至制定一种政策来撤退。那些没有组织或装备而要出海去发现世界的人，是永远不会作出如此选择的。这是中世纪大部分欧洲的情况。”

　　马戛尔尼勋爵因为不肯对乾隆皇帝叩头而导致了使团在北京逗留的时间缩短，天朝被得罪了，两个民族开始对抗。为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而来的马戛尔尼发现，清帝国对英国的自由贸易文化无动于衷，英国人关于中国封闭落后和拒绝自由贸易的看法由此产生。所以在1840年，他们认为除了坚船利炮外，没有任何一种和平的方式可以让天朝实行自由贸易。于是他们发动了战争。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被现代化的英国击溃的清帝国同意签订《南京条约》。这次被迫开放的条约包括开放5处沿海城市用做通商口岸。

　　清帝国被迫接受自由贸易。按照条约规定，英国人可在五口“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和贸易通商”，还规定，在开放通商的五处城邑，“英国君主派遣领事”“专理商业事宜”。在《虎门条约》中又补充：“但中华地方官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清帝国的官员们以为如此可避免口岸上的纠纷，结果却形成租界。

　　在160年前，中国被迫卷入自由贸易，它是那么不情愿。但是今天，我们却发现，中国是如何突然和固执地从本国迈进世界的门槛。经过了长达15年的谈判，在2001年11月10日，中国真正意义上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有两个原因注定入世的曲折：它曾作为西方模拟的对手；它的开放程度并没有西方预期的那么高。

　　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引起太大震动。而民众之于入世反应之强烈，却出乎西方意料。由此我们亦可窥见，中国人对于融入国际社会的渴盼，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他们不大可能一笑置之和消极地不合作。

　　中国的入世是一种表面曲折而内中顺利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尚未从计划经济中走出，应对市场挑战便不可能成为事实。1986年，中国表达善意时，对于世贸组织而言，姿态并非唯一重要的条件，他们要求中国扩大开放。而当日的中国政府，依然进行着计划经济的管理，迷恋于数目字和行政安排，维持一种罕见的平衡，绝不可能让国外资本对刚刚振兴的国有企业发生致命冲击。虽然这种冲击，理论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外部市场开放之前，必须开放内部市场。这个调整，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时完成。此时中国已从自我抑制开始展开制造业扩张。计划的数字既然无法控制市场需求，便寻求市场的自我调节。

　　计划经济的衰退不难解释：国有企业缺乏增长动力，私营企业则不能得到政策庇护。简言之，市场需求与计划调整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2001年11月10日，在中央电视台采访龙永图的节目中，一位观众问龙永图：“作为谈判专家，您在进行入世谈判时，有多少协议高出您的底线，有多少低于您的底线，有多少是在底线附近的？”

中国/追赶潮流(2)

　　龙永图回答说，谈判说到底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关键是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点。就比如一个妇女到商店买衣服，通过货比三家，她已经知道这衣服的价格是80元，但它到大商场人家却开出100元，怎么才能做成买卖呢？她出价时不会从80元开始，她会说60元，不行，她又说70元，对方还不答应，这时她就再让一步说80元，这件衣服本身就值80元，对方也满意，买卖做成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赢”。

　　五年过去了，中国赢得了世界，世界也赢得了中国。

　　这就是真正的“双赢”。

以全球化的视角(1)

　　中国自1986年7月11日提出复关申请，在长达15年的谈判后，获得了分享全球化的权利。经过了两代领导人，中国才完成了入世的长跑，“黑头发熬成了白头发”。

　　经过多哈会议，中国成功入世，人们在狂欢之后，开始从政治、经济甚至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角度对中国入世展开对话。漫长15年，在获得结果后，其意义往往被人忽视。

　　复关的要求发生在邓小平时代。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进行—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理解开放，是完全错误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首先被证明是一场政治解放。

　　中国在***时期，最根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与小平的南巡有关，而根本上则是经济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和***，两代领导人共同导演，完成转型。

　　在***时期，技术上又有了进展，新经济虽然后来被证实为一个巨大的泡沫，而由信息技术带动的产业革命却不容回避。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经济并未如同东南亚国家般崩溃，即使今天面临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由贸易引发的全球合作早已持续了数十年，尽管政治主权方面，各国依旧保持着相互的独立，但经济合作方面，不同国家之间已相互依存，分工日益复杂，相互依存的程度还在提高。

　　早期的极端的民族保护主义曾导致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严格管制。绝大部分国家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贸易战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往往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急剧萎缩。

　　可是全球化的先驱们并未遵循区域化的政策，也没有创造一种环境延续它的发展。他们在二战尚未全面结束时，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贸易自由化”的倡议，力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以实现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国际性贸易组织。

　　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在1948年生效。在此后数十年里，它调和各国在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冲突。一种开放和竞争的理念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快速传播，它最终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

　　GATT主持了8轮多边贸易谈判，它要求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提高市场准入、增强规则机制的透明度。它推动经济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WTO是GATT的升级，它成为指挥各个经济体的领袖和家长。经过融合与冲突，WTO与中国终于找到了契合点。中国的政策与西方工业国不同。在中国，贸易保护是习惯性措施，虽说内中有差别，但仍尽其可能谋取国家最大利益。

　　整个亚洲都习惯于首先保护自己，由于日本“大东亚共荣”之梦的破灭，受战争摧残的亚洲国家相互极不信任。加上亚洲处于多种意识形态交锋之地，****、资本主义、君主制在多年斗争中，无法形成同舟共济的局面。

　　日本最为典型，一有风吹草动，便极不负责任地宣布日元贬值—这与它亚洲经济领导者的地位并不相符。

　　对中国而言，加入WTO即意味着内敛式经济政策的垮台。开放、竞争、平等、共同承担风险……经济行为需要在新的游戏规则之下成长与扩充。

　　中国早期为经济封锁困扰，领导者却在这种环境下感到舒适。进出口既然不能进行，正常获得外汇的渠道就遭遇封闭。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既然不能受到西方工业国承认，参与全球化则不可能。况且中国当时深陷“文化大革命”之中不能自拔，经济不得发展，政治上也一片混乱，终于错过了早期经济发展最好的机会。

　　现在回头“算旧账”，似乎已无意义。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此后以经济发展作为政治改革的仲裁，不啻为明智之举。在此后二十多年中，邓小平和***在中国政治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的痕迹，带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严格的管制既从他们手中放开，经济亦得以快速发展。观念开放也使人们有机会讨论更多问题，最终选择竞争和贸易自由化。

以全球化的视角(2)

　　方卫星博士说：“既然我们已经下定决心选择了开放与竞争，就没有理由对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满怀忧虑，因为WTO对于我们的最终价值在于，它能够对国人较长时间处于相对凝固和禁闭状态的思想观念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

APEC/全球化盛宴(1)

　　在2001年10月下旬，中国第一次开始那么强烈地向世界展示自己参与和享受全球化盛宴的决心与愿望。

　　那一年的APEC会议成为了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在舞台的中央，各个国家的元首、各个经济体的执行官们相聚在一起，共同见证一个伟大国家寻求崛起之路。

　　APEC被中国官方媒体评价为“经济盛会、世纪盛会、全球盛会”。的确如此，在上海举行的新世纪第一次APEC大聚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会议的背景是：全球经济放缓，部分地区金融动荡；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推迟了美国经济的反弹，甚至可能导致大萧条到来。

　　经济下滑的压力使贸易壁垒重新筑起，民族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的倾向对多边贸易体制提出质疑。首先是日美之间的贸易战，在上个世纪，这两个巨大的经济体之间，为了各自经济利益曾鏖战不休。接下来，中日之间发生贸易战，这场由日本挑起的贸易争斗，最终通过谈判解决。

　　全球化太脆弱了，悲观的观察家慨叹。

　　但是没有哪个经济体放弃全球化。这足以说明问题。

　　APEC，它的全称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诞生的宠儿。它是自由贸易的推动者。这个亚太地区级别最高的政府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其重要成员都是新的经济周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因此它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

　　APEC在全球化背景下将制定怎样的发展计划？

　　全球贸易自由化能否重新推动？

　　“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这是上海的APEC，是上海的主题。它被2001年APEC会议筹委会秘书长王光亚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

　　“重建市场信心是亟须考虑的问题。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繁荣、更和平的时代”。

　　2001年10月21日上海发表的APEC《领导人宣言》宣告了“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会议讨论了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恢复稳定增长的新措施，同时为这一重要地区论坛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 APEC成员彼此理解与合作；着重探讨如何“从全球化和新经济中受益”并取得实质成果，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故事，那些身着唐装的领袖在上海风度翩翩。他们手握权力，左右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走向。与其说他们决定着别人的命运，不如说他们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2001年的APEC会议从2月便陆续展开。10月的上海，等待的是最后的盛宴：高官非正式会议、双部长会议、工商领导人会议、工商理事咨询会会议和压轴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各成员的国民生产总值合计占全球的55％，贸易额占全球的46％。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形势下，APEC地区经济仍有亮点，特别是中国经济保持着健康稳定发展。

　　“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区内主要成员的影响力来衡量，亚太地区经济对世界经济保持稳定至关重要。各成员加强宏观政策对话，采取适时、协调、有效的宏观经济措施，对全球经济重建信心、尽早恢复良好势头将发挥重要作用”。

　　***同志2001年10月21日在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信心，恢复和保持经济增长，是本次会议亟须考虑的问题—“全球发展，APEC有责”，世界需要所有的成员共同承担对全球经济的责任。

　　亚洲金融危机使各成员国充分体验了合作和互助的重要性，它同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失败。但是，谁都知道，全球化并非合适的替罪羊，世界经济割据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有新的亿万富翁出现，每天都有昔日宠儿倒下。而 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更警告整个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谁也无法袖手旁观、隔岸观火。

　　世界最大经济体最高领导人—乔治·布什，美国白宫和空军一号现在的主人取消了原定对中国的访问，但是他依然准时出现在上海。他渴望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但他更渴望经济的合作。

APEC/全球化盛宴(2)

　　“与各主要领导人的会谈，为刺激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他说，“我来上海是因为中国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是美国反恐怖主义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因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和亚洲经济发展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美国和亚洲国家面临共同的威胁，也有着共同的希望。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繁荣、更和平的时代”。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为了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善国际关系。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的观点是，要战胜饥饿、贫困、跨国犯罪以及恐怖主义等人类面临的威胁，“唯一的方式是合作”。

　　乔治·布什和普京，多么像1945年雅尔塔的罗斯福和斯大林。但是，这次没有丘吉尔爵士，也不是三巨头“打乱国界，准备好吞并某些领土，就将来各自的势力范围讨价还价”。他们没有“瓜分世界”的企图。

　　只有一种形式可以打乱国界，让政治和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失去作用，那就是自由贸易背景下的跨国公司。经济全球化使国界变得意义浅薄—巨大的跨国公司本身就是巨大的经济体。

　　变革是这个世界的特征。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说，21世纪“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和国家的工业。届时将不再有国家的经济，至少不再有像我们一贯了解的那种概念”。

　　作为克林顿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深刻地察觉到世界的非领土化趋势。跨国公司是其中的主角，它将重新安排21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构造”。

　　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表示，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需要开放的市场和国际合作。作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成分，企业是市场最直接的参与者。企业的兴衰在于对市场的把握程度，而市场的形势又与企业的走向相关联——尤其是影响力巨大的跨国公司。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要走向深入并取得实效，必须提高企业参与的范围和力度，让它们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工商企业峰会：全球化背景下追求共赢。

　　这就是全球化。

　　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呼吁各成员加强各个层次上的国际合作，使世界经济向着整合、开放和繁荣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秘鲁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唯一的安第斯共同体国家，秘鲁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带来APEC以外的信心：秘鲁将积极推动安共体成员国与其他亚太经济体的经贸合作。

　　“新世纪，新经济：在全球化中发展”是本届APEC CEO峰会的主题， 600多位全球工商业巨头，他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但有着相同的能力：改变世界；相同的目标：创新，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说：“顺利发起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将增强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我们可以通过在双边、地区和次地区层次上采取措施推动这个过程。”

　　他认为，APEC对推动政府和工商界的合作提供了最佳的范例，并十分赞赏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发挥的作用。

　　任何经济体都渴望其他经济体扩大对自己的直接投资和贸易。在全球化的“测试场”APEC，人们正在寻找新的全球化模式。

中国令他们十分兴奋(1)

　　经历了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度十分谨慎，尽管他们完全可以安全地在北京活动——他们肯定受到了白宫的警告。但是，从9月下旬开始，他们便频繁举行各种活动。

　　美国人正在兴奋地盯着中国，他们的总统和商业领袖正准备到中国寻找新的机会。他们希望从中国带回好消息，这对美国十分重要。

　　在APEC峰会前不久，本书作者有幸采访到了美国驻中国的两位高层官员。他们表达了美国的意愿。

　　作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经济参赞，祖志明有理由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兴奋。

　　“本月晚些时候，APEC会议将在上海召开，布什总统很兴奋，有这个机会来到中国。但是由于最近美国发生的很多事情，他不得不缩短他的亚洲之旅，但是他还是会来出席APEC会议。他非常期待，在经过了许多年之后，再重新回到中国来看看”。

　　但这并不能说明，布什政府对于多边贸易的兴趣。越来越多的观察家认为，与多边贸易相比，美国可能更看重于双边贸易，他们的证据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和筹建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在祖志明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看法。

　　“我想布什政府对于区域性贸易非常感兴趣，为了推进这个目标，他们会采取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其中一个就是进行多边的贸易谈判，这样会削减贸易壁垒，”他说，“美国和其他APEC国家对此都非常感兴趣，希望尽快举行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从而推进整个世界的贸易”。

　　他认为，有些国家确实在某些方面走得比其他国家更快，根据这些情况，美国愿意进行一些地区的或者说是双边的贸易协定，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对多边的贸易体系不感兴趣。

　　“APEC的目标就是在APEC地区实现自由贸易，所以美国与其他APEC成员一样，对促进APEC地区内的自由贸易和物资流动非常感兴趣”。

　　但怎样促进地区内的自由贸易呢？

　　祖志明说：“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削减贸易壁垒；第二种方式是帮助那些发展中的国家能够利用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机会；第三种方式就是帮助APEC区内的商业界认识到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实际上正是这些商界人士在做贸易。”

　　APEC正在进行各种尝试，这些尝试能够提高区域贸易的效率。正在上海海关进行的“模范口岸”试验，使上海的海关人员得到了培训。他们利用信息技术，用更快捷的方式来工作，这使得货物进出口岸的时间明显缩短。

　　祖志明说，由于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APEC正在做一些工作。有一个目标就是新经济动力，他们希望那些有好经验的国家把经验与大家分享，使大家都能获利。

　　这是上海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恐怖袭击的阴霾还弥漫在美国上空，对阿富汗的战争正在持续，但是美国商业界并不热衷谈论他们。人们花更多时间来谈论中国加入WTO和APEC，有的人也会关心2008年奥运会—这似乎是一种时尚。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庞韬文博士刚从美国回来，他的使命是让美国企业了解中国，帮助他们寻找投资中国的机会。

　　在美国期间，他去了很多城市，丹佛、凤凰城、旧金山，还有西雅图，所到之处，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兴趣非常大。

　　“他们主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加入世贸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他说，“他们对中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和超过8000家美国公司进行了接触，虽然时间很短，他们都提到了这两个问题。”

　　庞韬文博士曾经在中国香港工作，大约在10年前，他离开了香港。当时他在香港致力于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工作。

　　“中国入世花了差不多15年时间，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时间太长了。但是大家必须看到，正是中美两国对于实现这些协议的兴趣，使得我们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没有放弃。这也充分显示了美国对于世贸组织的兴趣，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兴趣，以及在多边贸易框架内合作的兴趣”。

中国令他们十分兴奋(2)

　　利益很明显是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庞韬文博士说，美国期待着中国可以在世贸组织未来的框架中，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伙伴。“在某些领域，我们期待中国在未来的谈判中可以是我们密切的朋友。”他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现出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

　　美国商业界已经意识到，这对他们是个机会。祖志明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对美国来讲也是十分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美国公司非常兴奋，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会带来很多商机。

　　中国迫切渴望得到美国的投资，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是，美国人似乎更愿意先从出口做起。

　　庞韬文一直强调，世贸组织主要是一个促进贸易的组织。“但其他地方，不只是中国出现了一种现象，因为贸易是可以促进投资的。”他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给那些公司提供市场的话，它们是不愿意投资的，因为投资者在做投资的时候，他们期待着从投资中获取利益。所以，首先是加入世贸组织，其次是对向中国出口产生浓厚的兴趣，接着会带来市场的扩大，然后会带来投资。”

　　庞韬文认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在性质上是十分不同的。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帮助中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中国促进经济增长，这对美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们希望中国消费者能够有更多的钱，这样可以再买很多美国的东西。”他说：“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因为我们双方都希望中国有强劲的经济增长，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通常来讲并不是同中国商品直接竞争的那类商品。”

　　美国人渴望进入中国的服务业，这可是个高利润的行业。这也是多年来中国入世的谈判焦点。现在，中国终于作出了承诺，政府愿意以短暂的退让来获得更多的利益。

　　由友邦保险公司引发的欧盟和美国对于中国保险市场开放的争议曾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祖志明说：“1999年11月份，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不能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使在中国投资的一些外国公司受到影响，中国政府确保将会履行这些条件，所以我们非常满意。”

　　由于中国入世的各种协议稍后才能公开，所以争端的如何解决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谜。

　　“我想，作为世贸组织进行的一个部分，中国做出了很多服务业自由化的承诺，具体是保险业、投资银行业、证券业、会计服务业和法律服务业。”祖志明说。

　　“服务业自由化将带来两个好处，第一是改善投资环境，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第二是可帮助中国公司改善自己的竞争力，这种情况下，中国公司可享受到外国公司同等的服务。”

　　在祖志明看来，一个外国投资者来到中国后，就是处在外部市场中的一个消费者，他要有获得这些服务的途径和方法。

　　“在这些方面允许外部投资的话，中国实际上在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因为投资者将获得这些服务。”他说，“对于这些服务业的公司来讲，他们的第一个消费者将是在中国的其他外国公司，接着中国公司也可享受这些服务。很多中国公司就会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外国服务公司提供的服务，比如说会计服务，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庞韬文说，在美国公司接受有关去中国做生意的建议的时候，他们的顾问立即就会提出，他们需要在中国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关系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他们要找的第一个公司是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公司。

　　“如果中国公司在这方面不好的话，他们就会去找外国公司”。他的例子是资产评估，这在中国发展的确不是太好。

　　“即使外国公司找外国服务公司来提供服务，但是服务行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所以服务行业最重要的资产是可以提供信息的劳动力，这些被雇用的人都是中国公民，就创造就业机会来讲，这与外部投资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是，外国公司到了中国，将会做很多技术转让，进行很多培训，这对于中国公司有很多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