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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故事] 90后那么失败,还不是60后害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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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0 08:21:36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90后群体的少年时代已经结束了。

2018年高校开学在即,最后一批90后也即将离开原生家庭,开启走向**的转变道路。从2008年第一批90后走向**,到如今的十年里,用“失败”二字总结90后所处的这个时代,应当说是毫不过分的。

从“丧文化”到“佛系青年”,近一两年来兴起的一些概念,直接勾勒出90后的精神状态。其核心无外乎甘于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不再追求超越性。即便是聚集着“最成功”年轻人的北京大学,毕业晚会上题为《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欢喜》的分享,也随着师生们的疯转,让失败成为毕业季的基调。

北京大学2018年毕业晚会上,中文系男足队长曹直演讲《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欢喜》成为毕业季爆款


作为90后的“父辈”,60后很直观地感受到了90后的颓丧,以及他们对生活热情的消散,对90后的失败情绪表现出了担忧。他们或许认为,今天的年轻人会比那一代人机会更多。

但在90后朋友眼里,这种判断这是对自己的羞辱。尽管60后们足够真诚。

一位朋友说:“谁都有资格劝我们,60后除外。”面对60后善意的劝慰,90后们有种听闻“何不食肉糜”时的不适感。

为什么这样?核心无外乎一个——代际分配不公。

在第一批90后步入而立之年的关口,经济发展的瓶颈和改革红利的弱化,直接导致了90后的生存困境。作为中国改革年代最大的受益者,60后对当下年轻人,尤其是城市青年的困境无法产生完整的共情。代际之间资源分配的极大不公平,不可避免地在两代人之间成为矛盾点。

实际上,在还未独立走向**的时候,90后并不“丧”。在由原生家庭走向**过程中,这种“丧”才逐渐变了出来。在家庭教育阶段,90后曾经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认识,是从他们的父辈,也就是60后那里习来的。

不少观点认为,60后是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如果要对这群人做一个画像,大概就是:

出生于农村或城市普通家庭,接受过完整的国民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分配到体制内单位工作,晋升至管理岗位。通过住房分配制度,获得第一套或更多的住房,在住房改革完全展开后,这些住房成为资产。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采取住房分配制度。单位按照职工的需要,以实物的形式分配住房。但自1978年以来,随着商品经济探索的深入,住房也不可避免地“商品化”。原先分配的房屋,在此过程中流通到市场,成为了资产。

但这样的原始积累并没有对每一代人雨露均沾。1998年,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停止了住房实物分配制度,转而以经济适用房、集资建房等形式补贴住房。随着商品房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土地的枯竭,住房分配制度渐渐向后来者关上了大门。

福利分房时期的选房大会


90年代正值60后的青年时期,他们享受了计划经济的福利,最终在市场经济中变现。这样的机遇对于90后来说难以复制。但在60后眼里,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

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努力和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是密切正相关的。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相关性,只是特定年代的生活经验。60后之所以大批量成为中产阶级,其本质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大规模的利益分配,而并不只是源于个人奋斗。

直到90走向**,看到房价标记的有产门槛时,才直观地看到资产的累积与个人努力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仰,最终破灭,使得90后转向了悲观。

不可否认,当前年轻人的选择较老一辈人更多,成长的速度也更快。60后想当然地认为,年轻人不必着急,只要做好积累,最终会水到渠成地获得世俗意义的成功。但其实,90后面对的成功逻辑,已经和上个世纪末有了天壤之别。

一位60后领导曾抱怨单位年轻人过于浮躁,并举例自己年轻时考学和工作初期的艰苦岁月,在产下女儿后,依然挤在逼仄的单位宿舍里。但话锋一转,在女儿三岁那年,她分配到了第一套60平米的住房,现在那套房子每平米12万。

以房产为代表的资产数量,犹如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一座大山,让前辈所有的忆苦思甜都失去了合法性,也让所有对后辈的教导和安慰都变得苍白无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年轻人对资产的渴望没有像中国一样强烈。去年,汇丰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80后、90后的住房拥有率高达70%,高居全球第一;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5%。尽管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我们依旧焦虑不堪。

摆在90后面临的情况是,父辈的成功道路犹在眼前,但自己却无力超越,甚至无法复制,由此产生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无力和愤怒。

这种无力感并不只停留在精神层面,在现实层面亦是如此。顺风顺水的60后们认为,在城市立足,拥有一套住房是理所应当。而现实是无力独立负担的90后,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父母变卖本地房产,换来自己住房的首付。

在十年或更早以前,这种行为有一个不好听的称呼——啃老。随着时代的变化,“啃老”已经渐渐摆脱了污名,成为90后成年以后的常态。代际分配的悬殊差异,在家庭伦理的作用下得以稀释,90后通过长辈们的帮助,感受到了改革年代**重新分配的余温。

经济学家樊纲号召年轻夫妻用长辈的“六个钱包”购房


然而对于90后来说,这并非没有代价。即便90后已经集体成年,但在子女的择业、择偶问题上,父母依然凭借财富,对子女一代进行着控制。

摆脱这种控制的代价是巨大的。如果90后信奉爱情至上,而非门当户对,那么在婚恋中拿到的“潜力股”可能需要一段极其漫长的变现过程。如果信个人奋斗,而非坐享其成,那么我们也许需要面对自我剥削式的劳动。

当90后不堪忍受生活的重压,决定走一条更加顺畅的路。那么你会发现,身前一定会站着一个早已为你做好兜底准备的60后父辈,用一张温柔的大网,用那以财富为基础的体贴与无私,让准备“弑父”的90后们乖乖缴械投降。

红利有限,90后的“自我剥削”成为常态


从**意义上来讲,这种焦虑的产生与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不无联系。****国家所提倡的共同富裕本质,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始终,这也使得中国任何一代人对于被剥夺感都格外敏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能否解决好90后的焦虑,不仅是60后和90后的“内部矛盾”,更是历史丢给这个时代的大课题。


所谓90后,不仅是一个属于家庭的代际概念,更是一个阶层概念,既站在改革转型期发展的普通中国人。这种焦虑背后,是对改革红利能否进一步挖掘的追问,对财富流动可能性的追问,对个人奋斗有效性的追问……

如果利益格局无法打破,那么之前提到的无力感会成为一种常态,60后的成功模式也会渐渐被人遗忘。久而久之,这种失败也许会被**接受,焦虑和愤怒也能逐渐平息。但是,当焦虑淡出之后,那个貌似更加风平浪静的成熟**,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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