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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灌水] 真实的人生里没有形容词的位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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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6 17:16:04 |显示全部楼层

只要你没有考据癖,旧约也是简单的,只是一些人要靠它过日子,生怕没人买他们开的课,才不得不把它说得高深莫测一些。

“阿佩菲尔德”(Appelfeld)的意思是“苹果园”。他出生时的名字叫“阿尔文”(Alvin),是个德国名字,后来才改叫“阿哈龙”(Aharon)。华裔作家哈金曾说,他有一次听阿佩菲尔德的文学课,老先生桌上没有任何讲稿,只拿一本《圣经》。

很容易让人产生印象,觉得阿佩菲尔德更像神父,而非作家。但他讲的其实全是文学。他讲旧约圣经里的诗,讲经书中最有文学审美价值的《诗篇》和《传道书》。旧约包含许多角度,有历史,有律法,也有文学,阿佩菲尔德在课堂上讲的,都是文学。

阿佩菲尔德
阿佩菲尔德
古文都是简练叙述的,中国古书里也充满了“三年,吴王卒”,“初,楚王伐蔡,不克”之类的句子,当我们把这种话全部抛弃后,它们就从一般人的世界里退出;但犹太人的古书——旧约圣经却没有。阿佩菲尔德讲解旧约的散文,让人看到“述实体文学”的美,它只叙述发生了什么,谁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心里怎么想的,完全平铺直叙,没有形容词,更是从不说什么人很伟大,事迹很光辉,长得多么漂亮,即使犹太人最崇拜的大卫王也是如此。阿佩菲尔德说,这并不是仅仅为了使人在上帝面前谦卑,它带来的效果是只说事实,把判断的权利留给读者,让读者去评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一般而言,人写文章都习惯美化人物,至少要修饰人物,中国人的日常用语更加极端一些,逢年过节的场面话,逢场作戏的客套话,官话、废话、马屁话无处不在,办场婚礼,再难看的新郎都得被描述成“一表人才”,开个追悼会,管你是**名流还是本分小民统统永垂不朽。而在旧约散文的影响之下,犹太人从来是就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它的,容不得那些虚浮的话语垃圾。

阿佩菲尔德的早期小说《奇迹年代》就是这样做的,主角,一个和作者同样年龄、同样尺寸的奥地利小男孩,被反犹浪潮一波波地推进了集中营,脱险之后,他在耶路撒冷生活,三十多岁时回到故地,感到故友新知都在疏远他。故事很压抑,但也确立了阿佩菲尔德的大部分作品的主题,即“大屠杀周边”。在他的故事中,人是最基本的肉和血,人仅仅是人,一个人到了哪里,做了什么,又到了哪里,又做了什么,跟随他的叙事,最后得到一整幅图景。忠实于旧约圣经的他以这种叙事风格来探寻人性。


集中营是他自己的经历。所以阿佩菲尔德的去世,让这段历史又少了一个宝贵的见证者。跟匈牙利的伊姆雷·凯尔泰兹一样,阿佩菲尔德将自己还是男孩时的经验变成了文学,六年前我见到他时,八十岁的他刚刚以最新的小说《黑暗之花》得到一个文学奖项。这是他以小说形式写成的自传,主角是一名犹太男孩,11岁,一直处在被摆布的地位。

他说那都是亲身经历:逃出集中营后,一伙土匪和犯罪分子接纳了他,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拿他当个小跟班,差使着干这干那。后来故事进入主体:男孩被一个妓女冒着很大的风险收留了。她的性格不好,脾气发作起来恨一切人,脾气好的时候喜欢所有人。男孩躲在了了妓院里,不仅劳动,还学习文化。


按理说,虚构给人以自由,但一个像阿佩菲尔德这样的小说家却会被他的经历所完全主宰。大陆第一本希伯来语小说选本,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希伯来小说选》(徐新主编)中收有一篇阿佩菲尔德的短篇《基蒂》,文中的那个犹太女孩,跟《黑暗之花》里的小男孩的经历是如此相似:两个人都是11岁,男孩在妓院里受庇护,成长,女孩则在法国的一所修道院里得到暂时的掩蔽。

然而,《基蒂》用一种非常艺术的手法写出了女孩的真实处境:修女们对她是既同情又怀疑的,同情她被纳粹追捕的途穷,因而收留她,又担心她给修道院带来麻烦。修女教她学习新约圣经,以此尝试让她成为“自己人”,还教她数学和法语,用一种完全切合初学者的问答教学法。修女读一句,基蒂就跟着复述一句。修道院院长来视察,问她“你能感到上帝在你心里吗?”在场的修女都看着基蒂,基蒂回答“上帝”。

阿佩菲尔德很少用形容词,教书并不是“耐心地”或“嫌恶地”,学习并不是“艰难地”,甚至都不是“费力地”,别人并不是“热情”或“冷漠”,院长也不是“威严”或“可怕”,阿佩菲尔德几乎不让读者产生任何多余的印象: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是讨厌基蒂多一点还是爱护基蒂多一点?没有这些印象。正如作家所说,小说要让人看到“整个图景”,这个图景就是:女孩在这里成长,她背出了一些句子,掌握了一些法语动词变位,从不会讲话到会讲话,然后,在修女眼里,她开始有了生命。

阿佩菲尔德认为这样的叙事才是有意义的。人在任何处境下都有他/她真实的过程,学习,领会,认知,基蒂后来被幽禁到地下室里,但那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也在学习。典型的犹太人把一生都看作学习。当我们觉得他们在大难临头时“很怂”,才惨遭屠杀,这是我们在以自己“保命第一”、“好死不如赖活”的处世哲学来揣度他们。我们不会真正像他们一样,除去所有褒义或贬义的形容来想问题:我们所畏惧的“苦难”,在他们那里并不比幸福更坏,而世界是一个整体,在其中失去就是一种得到,反之亦然。

给人“去蔽”,去看到人真实的样子,其实是更简单的做法。只要你没有考据癖,旧约也是简单的,只是一些人要靠它过日子,生怕没人买他们开的课,才不得不把它说得高深莫测一些。阿佩菲尔德的美学观也很简单:艺术要给人以一点希望。他跟我说,一些作家对恶有一种迷恋,而我不是。他不喜欢写恶。“我写好的东西,但这个‘好’不是写和谐,不是写美丽的人与事,而是给一个积极的角度,给一个希望。我们都在世上过活,将来会消失,我们是短暂的存在,要想活下去,必须有一点正面的精神。”

阿佩菲尔德住在耶路撒冷郊外,跟那位据说屡获诺奖提名的大卫·格罗斯曼是邻居。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聚居区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每天孩子的尖叫不断。但老先生其人自带一种沉静的气场,仿佛所到之处噪音退散,他用几句话来解释,为什么不仅一个民族、就连小说家也可以只靠一本圣经活着:“圣经是一本书,以纸张为载体,我们只能在这个有形的局限里去读、去思考超越在这局限之外的无形的事实和理念。我必须信仰文字,只有通过书面的文字,我才能知道我作为凡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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