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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战犯眼中的中国女人--1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06-9-14 01:19:39 |显示全部楼层
受南美某知名华文刊物的委託,我们将在论坛中视情况发展逐步公布我的委託人在南美方面获得的部份资料。南美洲一向居住着日裔人士,由於可以想像的法律及人性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资料的提供者将不透露他们的、以及作为他们长辈的材料作者的真实情况。
  因此我的授权方同样不能以任何方式确认材料的真伪,这已经影响了对这些材料的更有效的使用。但是在阅读过这些文字之后,感到必须将它们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公之於众。
  材料由日文译成西文再译成中文,全部约十万字。从表面上看来是侵华日军中下级军官的回忆记录。
  按照网络的游戏规则,我们使用了现在的题目,原文题为《中国女间谍》。**********************************************************************
  ××是个只知道蛮干的笨蛋,他在审问时虽然十分凶暴,一开始行动就把人打得半死,但是如果被讯问者顶过了前面的那一阵暴风一样的突击,××便会开始不知所措起来。通常会当场把对方在讯问室里打死,照我的看法,那人在死之前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当然作为被问的对象,一下子碰上一个暴跳如雷、喊打喊杀的傢伙可能会被吓住。不管怎样,××中尉的成绩也还算不错。他执行犯人喜欢砍头,而且常常随车去现场亲自动手。我怀疑他在为自己积累某种记录。另外,他从不认真审问女人。
  那天上午他一直在主持审问一个中国男人。由於有居民报告说邻居家晚上进入了一个可疑的男人,我们便把那家的丈夫和他的来客都抓到了宪兵队里。这本来多半是胡闹,但问题是那个从村里来的傢伙长得个子高大,而且在宽阔的脸膛上长着浓密的络腮鬍子,让人怎么看都觉得他像是一个土匪。
  等到我中午进去找××中尉时,那人壮大的身体被剥得赤条条的绑住四肢,仰天躺在刑讯用的铁床上,捆他双脚的那一头在下面垫了两块砖头,这样使他的头部向下一些,灌水会比较方便。
  问讯室里满地都是水,看来已经给他灌过好几轮了。他躺在那里半张着嘴,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天花板。
  “吃饭去吧。”我对××中尉说:“他招供了吗?”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有些敷衍地说。
  那男人开始坚持说是受乡里之託给人往城里的亲属家带些土产,而他自己进城是找谁谁要年初欠他的一笔工钱。灌到后来,他就说在村里见到过土匪,再后来变成了他家里就藏着棉布和两枝枪,准备送给土匪。
  我看了看××中尉,认识到他也明白这个中国人是在编造谎言。
  但是,第二天××中尉还是决定亲自带人押着那个犯人去乡下。我不知道他是出於什么考虑,可能的原因是那一带确实有土匪活动,他想藉一个机会去恐吓一下村民。
  结果半路上出了事,那辆卡车冲下了路边的水沟,再从水沟里弹出来侧翻到另一边的田里,以后发现××中尉当时就死了。
  车上摔成了一堆的宪兵们很紧张,以为遭到了土匪的袭击。他们跌跌撞撞地爬出来在车边卧倒出枪,往四处张望。结果他们发现的唯一一个人影就是那个犯人,他已经趁乱跑出了三、四十米了,很难想像他戴着脚镣还能够跑得那么快。
  临时负起了指挥责任的××曹长喊:“目标,西南方四十米,射击!”只一声枪响之后那人就倒下了。
  本来还剩下四个没有受伤的宪兵,完全可以把那傢伙轻而易举地抓回来,可是他们当时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戒备可能埋伏在周围的土匪,因此採取了这样决断的措施。不过他们并没有遭到袭击,卡车纯粹是偶然翻掉的。
  在这之后,命令我代理宪兵分队队长的职务。
  我当时认为很有可能会获得正式的任命,於是在部队的防区内努力地工作起来。事情发生时我正好就在上岭,上岭镇距离省城四十多公里,是从省城开出的火车停靠的第一个车站,也是一个农产品集散的内河码头,这里是23联队布防的重点。
  一个白左机关的中国特务把电话打到了联队的值班室,他结结巴巴地请求皇军支援,他说他正在上岭执行秘密任务,现在在江岸旅社的大门口。
  少尉野山带了两个人换上便衣找到了他,那个乾瘦的傢伙已经被吓坏了。据说,他奉命从邻省跟踪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组织联络员的年轻女人回省城,按照情报,联络员应该把一部电台带回省城,白左机关也按照这样的判断在省里作了准备,但是没人想到那姑娘突然在上岭下了车。
  大半天时间里,白左的人一直浑身流着冷汗在小镇上拼命地盯着那个女孩,几乎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再说镇里屈指可数的几部民用电话也跟本打不通省城。直到他确认跟踪对象住进了旅社,才发疯似的狂奔到火车站,用电话找到了驻紮在当地的日军部队。
  军队的宪兵并不喜欢装腔作势的白左机关,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通过军队的通讯系统向队部作了报告。
  那个中国人坐在江岸旅社对面的一家破烂的饭馆里不停地嘟囔着:“我肯定被她看见了,我肯定被她看见了。”看着他那一身在上岭这样的小镇里显得十分可笑的黑色衣裤和那顶礼帽,野山不得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断。
  就在这时候,他们的目标走出了江岸旅社的大门,她手里提着一口看起来很重的皮箱,沿着镇中唯一的大路往前走了两百多米。迎面开来一辆23联队的卡车,姑娘挥手,车停了下来,爬出一个白净的学生似的小子,笑得像一朵花。
  姑娘给司机看一张纸条,这使得后者放声大笑起来,“上车的,上车的。”他一连串地说。远远跟在后面的两个便衣宪兵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十秒钟的寂静,更远一些的小饭店里冲出一个穿中式褂子的傢伙,手里挥舞着一枝手枪,他用日语大声喊叫道:“不准开车,抓住她!”
  当三个人:两个宪兵和一个中国特务把姑娘按在汽车边上搜查她的身体时,野山从地上拣起了那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请带我去城外找厕所。”
  我们首先盘问了白左的那个小子。白左机关认为那姑娘隶属於某个外国(不是中国)的军队情报组织,是负责运送物品和情报的联络员。当然,她自己是中国人,她的公开工作是省城××高等国民学校的教师,名字叫陈惠芹。
  那个中国人只知道这么多。
  在犹豫了大约十分钟后,我下令回省城,把姑娘带回我们的队部。
  第一天
  省城的宪兵分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佔了一个不小的院子,据说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隐居的中国军官。我们在前面建造了一排临时拘留犯人的砖房,正房供分队的人员使用。后院靠墙原来可能是佣人住的几间房间作为讯问室,院子隔壁住着一队配合我们行动的中国警察。
  我带了两个宪兵直接去后院,同时让中川少尉去提一个年青些的女犯到询问室隔壁的所谓“二号室”:“挂起来,让她叫两声。”这是准备在审问女联络员时对她进行恐吓用的。
  那个年青姑娘被带了进来,我让她坐下后盯着她看了大约三分钟。野山他们在上岭拘捕她时就给她戴上了手铐,她把上了手铐的双手平放在腿上,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
  她算不上是美人,虽然是蛋形的脸,淡淡的眉毛和细细的眼睛都像是画在脸上的几条细线。鼻樑窄,鼻子有点尖。不过她的皮肤白晰,脖子和手臂也很长。
  我从最一般的问题开始。叫什么名字、几岁、哪里人、干什么的、家里有什么人……等等。她平静地一一回答,并且说的都是真实的情况。叫陈惠芹,二十三岁,在××国民高等学校教书……等等。
  有趣的是,她说这两天到邻省去转了这样一个圈子是因为在学校里跟上司吵架,赌气请了假,随便找个地方待几天。
  这是设计好的答案,因为探亲访友需要提供真实存在的人名和地址,会不得不说出更多的能够被查証的东西。
  最后我说:“好啦,好啦,你把发报机弄到哪里去了?说出来,我们大家就都不用浪费时间了。”
  宪兵们已经拆散了她带的那个皮箱,里面既没有发报机,也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她假装吃了一惊:“什么发报机?我怎么会有发报机?”
  我停下来继续盯着她,安静中从隔壁传来女人的惨叫。
  我劝说了她一阵,结结巴巴地说了些皇军是来帮助支那人的,她还很年青,不要为某国的白种人卖命之类的讨厌话。我能说一些中国话,但是很不熟练。陈惠芹很天真地瞇缝着她的细眼睛看着我。
  我冷笑起来,用日语说:“我的时间不多,打扰了。”对一直立正站在旁边的宪兵挥了挥手。
  他们上前抓住她旗袍的门襟,轻松地往一边撕开,给她打开了铐在身前的双手,顺带着把她的手臂反拧到身体背后,再把她向下按跪到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踢飞了她脚上的布鞋。转眼之间,她身上的衣服连同内衣全都被从身后撕扯下来扔到了屋角里。
  训练有素的宪兵把半裸的姑娘扔回椅子,给她反剪在背后的手腕“喀嗒”一声重新锁上手铐。两人转到她身前蹲下,用废电线把她的脚腕分别捆在椅子的两条前腿上,顺手拉掉她仍然穿着的白布袜。他们用一把折刀割裂她身上仅剩的内裤,从她的臀下把碎布片抽出来。
  女孩并没有十分地挣扎,也没有说什么“别碰我”、“让我自己来脱”之类的蠢话。
  我转开脸看着墙上挂的字画发呆,两个宪兵之一,矮胖的中川少尉向被迫赤裸裸地分开腿坐着的年轻姑娘俯下身去,他用一只手玩弄着她的一个乳头,另一只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她的身体,最后停在姑娘的两腿之间,翻来覆去地摆弄着,中间姑娘几乎是惊讶地“啊”了一声。
  中川从里面抽出沾湿的中指举起来,上面有不多的一点淡红色血迹。中川停了两秒钟,随即大笑起来,他把手递给姑娘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说出来,发报机,哪里?支那女人,皇军大大地爱护。”
  陈惠芹在开始时用不太大的声音骂了几遍“畜牲”,现在闭上眼睛把脸转向一侧,不过从两颊到原来白净的脖子都变成了鲜艳的桃红色。
  和一般中国人的想像不太一样的是,驻守在较大些城市中的大多数宪兵并不经常强奸女犯人。他们的津贴可以保証他们在中国的城市里享受到十分不错的生活,在需要时他们可以去很好的娱乐场所寻找日本女人,也有人找了中国人并且为她在城里租了房子。客观地说,搂抱涂脂抹粉的日本女人,比趴在那些肮脏的女囚犯身上要有趣得多。
  当然,前线的野战部队在进入敌对地区时军纪的混乱是任人皆知的。有时为了打乱审讯对象的心理,也会命令部下在询问室里进行强奸,但是大多数时候宪兵们并不是十分情愿的,因此更多地是让协助我们行动的中国的警备队来干。
  现在对於是否要让中川继续干下去我就有些犹豫不决,有些女性被奸污后会完全放弃抵抗,像失去了支柱似的问一句回答一句,但也有可能变得完全一言不发。从陈惠芹被侮辱到现在的反应,我判断不出她会是那一种情况,我站起来制止了中川。
  “还是不肯老实地说吗?那样的话他们会像公猪一样爬到你的肚子上来,你想试试看一个晚上能招待多少头猪吗?三十?四十?”
  她害怕了,软弱地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守法的良民。”
  我向她逼近过去,这才第一次仔细地审视她的裸体。和大多数的黄种女人一样,她胸脯上鼓起着两个不大的半球形乳房,几乎像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乳头和乳晕细致得就像蔷薇花瓣。不过她的双腿和她的脖颈与手臂一样,纤细修长,看起来很引人注意。
  “说!东西在哪里?要送到哪里去?”站在她身前一步远的地方,我突然大声地吼道。
  “我是教师,没有要送什么东西。”
  “混蛋,自找麻烦的母猪。”我装做怒气沖沖地冲出门去,一边对宪兵说:“带到隔壁去。”
  二号室里野山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对赤条条地挂在屋子一头的那个年轻姑娘还有印象,他们中学的老师被人密告有反日言论,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野山少尉便去把那个教师连同他读书会的学生全部抓进了宪兵队。教师被揍得半死后判了十年徒刑,送到哪座矿山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了。有些学生被人保了出去,剩下运气不好的,既没有判刑也没有释放,就一直关在宪兵队里,有时就像今天这样被用来当作恐吓的材料。
  为了制造效果,野山把她反绑上双手,用一个大铁钩从颌下钩穿她的下巴挂在天花板上垂下的铁链上,让她的双脚只有脚趾着地,弄得她嘴巴里、脖子上乱七八糟的到处是血。她淒惨地往后仰着头,下巴尖奇怪地成了整个人的最高点。
  一个新兵坐在她身前,守着一个中国北方居民家中常用的小煤炉,等上一阵便抽出一根烧红的铁条按到女学生身上。女学生全身像鱼似的一扭,因为嘴中插着钩子不太喊叫得出来,她每次只是从嗓子深处发出一声惨痛不堪的呜咽。
  我注意到被带进来的陈惠芹转开脸躲避着酷刑场面,不过她并没有因此变得合作一些。我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下令说:“开始干吧!”
  宪兵把她推到浑身散发着焦臭味的女学生旁边,用另一个垂下的钩子钩住她的手铐,把她双脚离开地面悬吊起来,然后挥舞军用皮带狠抽她的身体。
  打了大约四十多下我叫停,把她从上面放下来,她用手臂支撑着上身坐在地下,急促地喘息着,白晰的皮肤表面高高地鼓起了一条一条的青紫色伤痕,原来整整齐齐的短发被汗水零乱地沾在额头和脸颊上。
  开头的这场鞭打和前面剥去女犯的衣服一样是为了震摄讯问对象的决心,使她认识到这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事规则,进而怀疑自己事先积蓄的意志力是否足够。
  宪兵把女人按跪到地上,把她的两手换到身前,往她的手指缝里挨个夹进粗大的方竹筷。两个粗壮的傢伙握着筷子的两头,表情冷漠地用劲压紧。一瞬间,女人受刑的右手上四个手指笔直地张开,大大地伸展在空中,而她跪在后面的身体却像是被抽掉了骨头那样瘫软到地板上扭摆着。她在狂乱中本能地往回用力抽自己的手,宪兵们抓住手铐把她的手拉到合适的高度,重新开始狠夹她的下两个手指,以后再换上她的左手。
  “好姑娘,想起来没有?东西要送到哪里去?”
  她侧身躺在地下,一对细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声不吭。
  中川拿来一块厚木板压在她的踝骨上,把穿着军靴的脚重重地踩上去,姑娘痛苦地“哎哟”了一声。中川抬起脚一下一下地跺着,终於使她一连声地惨叫起来,这是用刑以后她第一次忍不住喊痛。
  中川在她脚边蹲下,摸索着姑娘已经皮破血流的脚踝,大概是想看看骨头有没有碎,但是接着他却握住姑娘的一只脚打量了起来。女孩的脚背高而窄,足趾因为细长显得柔弱无力,中川带着“确实值得一试啊”那样的神情捡起扔在地上的筷子夹进她的足趾间,直接用手使劲压着。
  把她拖起来仰天捆上了那张铁床,在脚那一头垫进几块砖头使她的头部低一些,用湿毛巾堵住她的鼻子,这样她为了呼吸不得不张开嘴,中川便把冷水不停地往她的嘴里倒下去。她又咳又呛地在水柱下面挣扎着,中川是老手,一会儿功夫就把她的肚子灌得大大地挺了起来。
  解下来放到地上猛踩她的肚子,她软弱无力地试着把中川的皮鞋从自己的肚子上推开,那当然是毫无用处的。水从她的嘴里、鼻孔里和肛门中一股一股地涌出来,弄得她满脸满身都是水淋淋的,地面上也变得又湿又滑。
  我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两个宪兵已经让到一边,留下她一个人躺在那里,全身抽搐着没完没了地呕吐,这时她吐出来的已经是小口小口淡红色的血水了。
  就在地上按住她,又给她灌了差不多一铅桶水。看着纤细的女人把铐在一起的双手捂在圆滚滚的大肚子上可怜地扭动身体,努力避开皮靴的踩踏,那种地狱般的情景是每个人都要同情的吧。不过我刚才接的电话是队里打来的,中佐的怒吼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会还有多少耐心。
  我向地上的女人弯下腰,抓住她湿漉漉的头发。这时的陈惠芹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那样一本正经的教师模样,她脸色惨白,半张着的嘴里满是清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乾呕使她全身颤抖得像风中的树叶一样。
  “求、求求你们……别再灌了……我……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是那样吗?”我阴沉地笑起来。虽然她仍然在否认,不过看来已经快要垮掉了。“开导开导她。”我对会说中国话的野山说。
  野山这个战前在中国开布店的商人,很得意地显示他会熟练地运用中国北方的卷舌口音。他蹲在女人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从来没有人在宪兵队能熬过三天还不开口说话的,我们对她做的还仅仅只是个开头而已,我们将要如何如何,对女人还可以如何如何。
  她轻声说:“你们杀了我吧。”
  於是野山向她解释,我们决不会简单地杀掉她,相反,我们要让她一直活着经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我们甚至会让医生给她治疗,直到她不得不把我们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们。
  当然,在那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好了。我们会放了她,会给她钱,给她在别的什么地方找个事情做。这当然是谎言,被确认了抗日分子身份的人,无论他(她)供认与否,极少有能够被释放的。像陈惠芹这样具有情报背景的对象,在她全部坦白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处决,或者会长期关押起来,准备以后还可能有什么用。
  不过这并不是眼前的问题,眼下的问题是我注意到在野山的喋喋不休之下,那姑娘闭着眼睛根本没有什么反应,我意识到她只是狡猾地利用这个机会休息。
  大家重新忙乱地活动起来,手摇发电机也被拖了出来。把发电机引出线的铜丝绕在姑娘的两个乳头上猛力地摇着摇柄,电流把她捆紧的裸体打得像落在河岸上的鱼一样上下乱跳。她昏死过去,便用烟把她熏醒再干,等她第二次苏醒过来后,他们解开其中一个线头缠在一根铜棒上,把铜棒插进女人的下体深处。
  那个新兵躲在一边机械地摇动发电机,姑娘惊吓般地大大张开嘴巴,一开一合地挣扎了近十秒钟才叫出声来,那种恐怖怪异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完全不像是从人的嘴里能发出来的。不过在当时我们丝毫也不在意,在二号室里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盯着她的胸脯和乳房,可以清楚地看到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在那里停留了几秒钟,变得像一粒黄豆那样大小,然后就突然地滚落到身体下面去。随着摇动发电机的节奏,一股黄色的尿液时急时缓地从她的身体下部流淌出来,很快地在地面上积起了一滩水。
  她的眼睛恐怕从生出来起就没有瞪得那么圆过,见她的黑眼珠往上翻过去我们便停一会儿,等她恢复些再摇。
  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居然还是没有结果。女人的嘴边涂满了带血的口涎,嗓子已经完全叫哑了。估计这样下去她可能会经受不住而死掉,於是我决定暂时停止,把满脸都是眼泪和汗水的姑娘扶起来喂了点盐开水。
  “让她休息三个小时,给她吃点东西。”我对中川说:“十一点钟,找几个人来陪她,她一个人躺在这里不冷清吗?”我补充了一句:“不要叫中国人。明白吗?”
  “明白。”
  这整件事必须完全地保守秘密,对中国的警备队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只好依靠中川他们了。
  我去了一家也许叫做《××之月》的娱乐场所,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夜,到早晨再回宪兵队。但到了半夜就清醒过来,开始反覆地考虑这个案子。按照我了解的这个情报组织的工作方式,只要拖过两三天,那个女教师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预定接交物品的时间,很显然等到这个时间一过,再也不会有人还愚蠢地等在那里。也许,如果我足够幸运,由於实际情况的变化多端,事先会为第一次交接万一失败安排了第二个联络地点,那样的话,我就还能再有一两天时间。
  另一方面,我还得为在上岭愚蠢的逮捕行为作出辩解。我无从得知白左机关他们对陈惠芹的控制程度,因此也无从判别在面临失去跟踪对象时究竟是不是应该像野山那样喊叫起来。
  要是这样推想下去,就会有无穷多的应该如何以及不应该如何。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让那姓陈的女教师迅速地说出详情,我便可以相机行事。只要有了成绩,无论当初干得是对是错都不会有人追究,否则白左机关会到处贬低陆军,宪兵本部的××中佐恐怕只好让我去剖腹。
  我在凌晨两点钟返回分队大院里的二号室,屋里点着电灯,陈惠芹依旧赤裸着全身,紧靠着墙壁跪坐在自己的脚上,双手反铐在身后墙脚边横钉着的铁管上面。她的腿向两边分开,疲惫地低垂着头。在她身前的三个宪兵也跟她一样赤条条地一丝不挂,那个小煤炉就放在旁边。
  “已经那样干了,正在问话。”他们报告说,我在一边坐下听。
  中川他们问的都是淫秽的下流问题,中川多少次,尾崎多少次之类。如果女人不肯回答,便用炉子里烤着的细铁条折磨她。由於被烙在乳房上确实很痛苦,她会觉得这并不是要拼死保守的秘密,就会开始沙哑着嗓子断断续续地回答。问过一阵之后再转到重要的问题上来,中川希望年轻的女人会觉得就连那样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再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对於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探究对方心理的工作手段而已。
  “再去内务班叫几个人来,干到四、五点钟让她睡一会儿。不要烫得太厉害了。”我拼命克制着马上开始狂热地拷问的想法,临走前对他们吩咐道。
  第二天
  我睡到早晨八点多钟。宪兵们在讯问室的地上铺了一块破线毯让女犯躺在上面,秋天的夜里很凉,还从前院的拘留室里拿了一条肮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被盖在她身上。为了防止她可能的捣乱行为,仍然给她戴着手铐,给她的脚上锁了一副五公斤重的脚镣,那么重的型号通常是对男犯使用的。由於我的命令是一分钟也不能让她离开视线,有个上等兵一直守在讯问室里。
  我掀开她身上的棉被喝令她站起来,她用了很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扶着墙站直身体,当她努力这样做的时候,两条腿一直在不停地颤抖。她的身体正面已经被烙出了一些伤痕,大多是烧坏了表皮,露出下面一小块积蓄着体液的浅红色肌肉,也有几处烤焦的皮肤像皱纸那样缩成一团。她的手指和脚趾都已经肿胀了起来,其中有几个特别严重,看上去表皮下亮晶晶地积着水,有可能里面的骨头已经断了。
  上等兵告诉我,他们后来又叫来了八个人,那么这个晚上她已经被凌辱了十多次了。
  “昨天不还是处女吗?现在的感觉肯定很複杂吧?不想谈一谈吗?”
  她垂低着头又恢复了那种装傻的样子,像放留声机似的重複着“我是普通教师,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之类的套话。
  “走,到隔壁去,看我们会怎样对待你!”我按捺不住急躁的心情,大喊大叫起来。
  她扶着墙壁慢慢地走动,由於疼痛再加上脚镣的重量,她几乎不抬脚,只用脚掌擦着地面往前移。她从我身边经过在门口停住了片刻,也许是因为外面的阳光耀眼吧。她的背和臀在逆光中看来很光洁,形状也很好看。但是我已经十分疯狂,只是恶毒地想:要是她今天还是那么顽固的话,我就要让这块地方变得像中国的饺子馅一样。
  铁链声在门外停住了,我跟出门去,院子里没有其它人。姑娘斜靠在隔壁房间的门口,一手扶墙,一手捂着小腹,她闭着眼睛,很深地弯着腰。
  “哼,受不了了吗?”我冷冷地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她重新慢慢地移进门里去。
  “到铁床那一头去!”里面有人喝道。
  “往前,再往前,跪到炉子边上去!”
  “就这样看着火不准动。”
  “这样会暖和一些吧?”
  里面的几个傢伙都是昨天晚上到过现场的,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描述起当时的情景侮辱着姑娘,一个比一个更加没有顾忌,以至於我在门外听着都皱起了眉毛。
  野山兴致勃勃地翻译着,他们越来越高兴,哄笑着要她表演,姑娘已是带有哭腔的声音固执地重複着:“不……不……”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她。
  我进去时她已经被拖到了屋子中央,有人紧抓着她的头发。她的脸正好对着门,一双眼睛像是被逼到了屋角里的兔子那样充满了绝望。
  “恐怕这样对她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虽然我是这样的判断,走进去本来就是打算催促他们尽快地开始,但还是微笑着等了一阵。
  后来还是让她仰天躺到了铁床上,拉开四肢捆紧手脚。
  “上面已经烤过了,再不弄弄下面会不均匀。”姑娘足弓很深的脚掌与她平躺的身体垂直着竖立在那里,宪兵们把棉花团倒上酒精,用细铁丝捆绑到她的脚底上。
  火点了起来,一开始酒精冒出几乎看不见的蓝色的火。她猛抽她的腿,带动着铁床都摇晃起来,同时偏过头从旁边看着自己正在散发出青色烟雾的两只脚。她紧咬着嘴唇一下一下更加用力地往回收腿,就那样沉默地和系紧脚腕的绳子搏斗了一两分钟。
  然后她坚毅的神情被痛苦一点一点地撕扯开去,一长串令人胆战的哀鸣冲开她紧闭的嘴唇。她的两条腿变成了散乱的抽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扭曲成各种奇怪的形态。她转开脸朝天,完全失控地哭叫起来:“妈妈呀,我痛啊……”
  火熄灭了,问陈惠芹。她抽泣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烫她!”
  从炉子里抽出烙铁,头一下就凶狠地按在姑娘两乳之间窄窄的胸脯上。她确实已经咬紧牙齿做好了准备,但是巨大的痛楚肯定远远地超出了她的想像,她充满恐惧地惊叫了一声,胸廓在火红的铁条下深深地收缩进去。
  往她的一对乳房上烫了好几下,再烫她的腋窝。她这时还有点力气,挣扎扭动着身体,断断续续地发出“妈妈呀”、“痛死我啦”、“我真的不知道呀”的尖叫,一声比声比一声淒惨。
  宪兵们终於停了手,陈惠芹绷紧的身体也在铁床上松驰开来。既然整个胸乳都已经变成了一大块黑红相间、粘液四溢的半熟的烤肉,她还以为最痛苦的阶段已经坚持过去了呢。
  可是拷问的原则就是持续地施加压力。等到通炉子用的细通条重新烤成了炽热的白色,野山舔着嘴唇,开始用它一下一下不轻不重地点触着姑娘敏感的乳晕和乳头。他在这一带非常有耐心地把陈惠芹折磨了很长时间,弄出了一连串紫红色的血泡,再把它们一个个戳穿撕裂,到最后把痛苦不堪的姑娘逼得几乎已经神经错乱了。
  等她稍稍平静了一些,宪兵们用手一缕一缕拔光了她的体毛,把烙铁按到她血迹斑斑的身体下部。接下去他们本想再烫里面的粘膜,但是她抖动得很厉害,结果按她的人被烙铁烫了手。於是松开了她,只把烧红的铁条放平了往下面压;再换上一根新从炉子里抽出来的往里乱捅;竖起来从上往下用力划,遇到能探进去的地方,便把半根铁条都伸了进去。
  她嚎叫得像动物一样嘶哑难听,眉眼口鼻全都可怕地改变了形状,根本不像是一张人的脸了。她狂乱地把头往后面的铁杆上撞,虽然手和脚都在铁床的框架上捆得很紧,她还是能把背和臀部从架子上挺起来几乎有半尺高。中川用两只手握住她的头发搏斗了一阵才制止了她,往她头上浇了一桶水。
  事实上连中川的脸色都有点变了,大家一时默不作声地盯着女人的脸。
  “发报机要送到哪里?”
  “我、我真的、没有发报机。”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哎哟……什么名字?”
  “谁派你来的?”
  “……”
  又有人从炉子里抽出了烙铁,我朝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了他。用火烙烫确实能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和强烈的心理打击,但过度地烧伤并不能使被讯问者感受到的痛苦持续增加。人体痛感最烈的是表层皮肤遭到破坏,下面富含神经末梢的细嫩的真皮组织被暴露在外的时候。这时的伤处看起来十分湿润,表现出粉红色或粉白色,就是轻微的触摸都能使人痛得发抖。我曾见过被开水淋遍了全身的人,痛得整个晚上在拘留室中用头不停地撞墙,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还停不下来。
  如果继续施加高温的话,最终会把全部皮肤连同下面的脂肪完全烤成焦炭,那样受伤者就根本没有什么痛感了。当然,他的那块地方以后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受到感染烂出一个洞,可是对於即时的逼问来说,效果不如较浅些的烫伤。
  同时,常常选择乳头、阴部作为烙烫的部位,主要并不是因为淫邪,而是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最为敏感,烫腋下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然,对於生殖器官的施刑,给与男女犯人的巨大心理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
  我认为,我的宪兵们不管是使用烙铁还是酒精和棉花都能恰到好处。
  宪兵们抓紧陈惠芹的头发,把她的头从铁床上拉起来往前按,让她的脸凑到自己胸前的那对乳房上,让她看看自己的乳房现在的样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认真工作,她的乳房像是两只被一小条一小条地撕去了表皮的水蜜桃一样,浅红松软的皮下组织烂糟糟地浸没在粘稠的黄色体液当中。
  把平时用来缝棉袄的大约五公分长的钢针举起来给她看,恐吓她,然后就在姑娘的鼻子尖底下用针尖往她烫烂了表皮的嫩肉上乱划,每划一下,都使她像是怕冷似的直打寒战。最后,可怜的女人眼睁睁地盯着那根钢针一公分一公分从自己的乳头正中扎了进去。恐怕她的感觉会像是扎在心尖上一样吧,她都没怎么叫喊,甚至也没有能够昏过去,却像是被施了法术似的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只露出一点针尾的乳峰。
  姑娘全身的肌肉像男人那样一块一块地耸立起来,在皮肤下凸现出清晰的轮廓。她细软的身体现在绷得像拉直的弓弦一样紧。
  突然地,那只正被扎进钢针的右乳房像是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似的,在中川手中一抖一抖地跳动起来,每跳一下,便从顶端的伤口里忽地冒出一粒血珠。与它应和着,姑娘正呆呆地瞪着它的细眼睛中也同时涌出一大滴眼泪。
  中川又拿起第二根针再给她看……在乳房上划……在第一根针尾稍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再扎进去。
  看着第二根针扎进一半,陈惠芹想闭上眼睛,几个声音立刻怒骂起来:“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同时更用力地撕扯着她的头发。
  她再睁眼,突然软弱地说:“别,别再扎了。”声调很特别,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后停住了手。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我,我都告诉你们。”
  宪兵们把她的头放回铁床上,一齐朝我看。我看了看錶,十点多一点。如果这是真的,今天之内还来得及做些事情。我问:“发报机在哪里?”
  “在……在江边,大豆集沿江往南一百多米,也许,两百米吧。有一间土坯房子后面。”
  我朝野山看了一眼,他后来与那个白左的中国特务一起工作了大半天,把陈惠芹在上岭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好几遍。他稍稍点头,意思是她到过那里。
  “为什么放在那里?”
  她稍稍有些惊讶:“干什么?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后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她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
  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她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她,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种“信箱”的交货方式的,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痛啊!”她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
  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姑娘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像个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像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她的肉里。
  我的手下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像中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姑娘,即使她是支那人,弄到这种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当然,如果她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陈惠芹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并不喜欢陈惠芹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入完全狂乱的状态时表示同意坦白,然后让他休息一点时间开始讯问,他会表现得十分合作。因为他这时已被吓坏了,只要威胁一下,说要给他重新试用一下刚才的手段便足以打消他重新顽抗的念头。而陈惠芹并不是在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认输的,和刚才的酷烈情形相比,她说话时的态度显得过分冷静了一点。
  我扫了她一眼,靠在椅子上的姑娘正低着头,用手轻轻地按压自己被扎进了两根缝衣针的左乳房,撅起嘴唇往上面吹气。她的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展着,而且向两边分得很开(并拢会更痛),旁若无人地正对着她身前的男人们。一天一夜的功夫就把本应是羞怯的未婚女人变成这个样子,也许她是真的不行了吧。
  我坐到纪录员的桌子后面,翻开一个硬面夹子。里面当然什么也没有,唯一的一张东西是上岭镇的平面图,上面用铅笔勾出第一天陈惠琴走过的路线。
  “陈小姐,我们开始吧。”
  标准的讯问应该让被讯问的对象从头开始说,让她一步一步地去组织自己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能等。
  “你知道去取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取吗?”
  “不知道。”
  “东西送到了你怎么向联系人报告?”
  “我在三天后戴着红围巾从纬四路的鸿昌布行走到乐记面馆,我不去就是出事了。”
  “你的联系人怎么跟你联系?”
  “他把信送到学校门房。如果是五点半约我吃饭,我就去信箱取指示或者要送的东西。”
  “信箱在哪里?”
  “在红山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里面有一条石缝。”
  “红山后山……很好。从哪条路上去的?就是李庄前面那条路,有个石牌坊的?”
  “不是,是晓沟这一边。”
  这么说她确实熟悉红山,牌坊前面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具体地点在哪里?”
  “不到山顶,往右边一条小路拐进去。位置这样很难说清楚。”
  “这次去××市取电台的指示也是在这里拿的吗?”
  “是的。”
  “哪一天?”
  “前三天,不,是再前一天吧。十二号。”
  “胡说!你这个下贱的女人!”我把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把身边的记录员也吓了一跳:“皇军的27中队在红山做山地作战演习,那片山坡已经被封锁了七、八天了!”
  她一时呆住了,嘴唇抖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来。
  “胆敢欺骗皇军……想一想,想一想刚才尝过的味道。他们会把针一根一根地刺进你的肉里去,会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我换上一副笑脸走到她身边,摸着她肩膀上的烙伤,四个手指被溢出的液体沾得滑溜溜的,同时感觉到她在我的手下瑟瑟发抖。
  “小姑娘,我知道你很痛,痛得说错了话。再从头来一遍好吗?发报机藏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27中队,也没有什么作战演习。但是如果你并不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里真的去过某处,你就无从确定有还是没有。受审对象的问题在於:事先准备好的供词是不能改变的。你说你是一个普通教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临场重新编造的谎言绝不可能没有漏洞。
  我想陈惠芹心里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她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认为她现在再要开口,说的多半会是事实了。
  她没有试图辩解,她知道那没有用,只能越说越糟。但是她咬住了自己的嘴唇,乾脆什么也不说了。
  我抑制着愤怒和失望转身走回桌子,身后传来乱七八糟的响动和女人勉强压抑着的“哦……哦……”的声音。宪兵们就在椅子上按住她,正在用针扎她的另一个乳头。
  我在椅子前立定,向后转,走到她身前再向后转,又走了一个来回。她现在跪在椅子后面,摊平的两手被紧紧地按在椅子面上,用钳子夹紧一根针插在她食指的指甲缝里,再用铁锤把它敲进去。
  她的身子随着铁锤的敲击一耸一耸地往上窜,猛烈地向两边甩着头,又有人上去帮忙按住她。
  “发报机,在哪里?”
  “我……我……我……”她喘息着说了好几个“我”字,却没有了下文。
  再往中指里钉进一根,再问:“电台,在哪里?”
  她昏死过去一次。
  钉无名指的那一根针尖从手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穿了出来,钉满了她右手的前四个指头再逐个地钉她的左手,也钉满了。手背上和椅子面上到处流着血水。
  再问:“在哪里?”
  她甚至还有力气抬起头挑舋地看了我一眼。
  “脚。”
  把姑娘推倒在地上,让她两脚并拢,脚底贴着一块厚木板,用绳子胡乱地缠紧,脚尖垂直向上,再挨个地把钢针钉进她的每一个足趾中去。脚趾比较短,钢针能一直刺进昨天被夹伤的趾根。从几个肿胀的特别利害的脚趾中流出的是几乎没有血色的混浊的泡沫,量大得令人吃惊。
  她第二次昏迷过去,弄了半天没弄醒。
  “叫军医,叫山田来。把她弄醒了来叫我。”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们才来队长室告诉我她醒了,已经是傍晚了。
  “再烫。”
  让她脸朝铁床跪在地下,手臂伸在铁床上捆住。从她的肩膀开始,把烤红的铁条按上去大约五秒钟,换一根铁条,移到下面四、五公分的地方再按下去。就这样顺序往下烙,一直烙到她的臀部,再回到上面从她的脖颈开始。这一次几乎是一节节地烙着她的脊椎骨,年轻女人的反应很强烈。
  一直烙到她的尾骨,然后再是第二个肩膀。整个背可以烙三排,我们也就那样烙了三排。
  把她解开拖到刑床上,陈惠芹已经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用捆就那么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两条腿无力地垂挂在床边。首先是不能让她昏过去,於是找来山田给她注射了据说可以刺激神经的针剂。
  “再叫几个人来。”是我下的命令。於是又去拉来了几个人,二号室里挤着十二、三个男人把陈惠芹围在中间,而那姑娘的女性器官刚刚已被从里到外地烫烂了。
  我确实已经发誓要真实客观地写出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的年纪恐怕已经太大了,对於那个晚上的那两个小时,即使是试图回忆一下当时电灯光下她脸上的那种表情都已超出了我的心脏所能承受的限度。
  不得不说的是:就在那两个小时的过程中间,为了让她“更敏锐地感受日本人的气概”,对她的体内至少又用过一次烙铁。
  有两个傢伙一开始就在小炉子上用一个铜锅煮辣椒酱,就是那种农民到处成串挂着的红辣椒,切成碎块放了小半锅,加些水在火上燉着。后来呛得大家都受不了,便把整个炉子拎到屋外去了。
  大家结束之后把锅子端进来,是小半锅红彤彤、烂糟糟的东西。对女人说:“那么久地工作过很疲劳吧?明天会化脓的,给你消消毒吧。”於是拉开她的大腿,赤手把红色的辣椒酱一把一把地塞进去,再用手指抹开。为了不让她用手干扰,把她的两手又反铐到身后去了。
  其实陈惠琴根本无力干扰,她几乎连扭动身体躲避一下都办不到。她平静地躺在那里听任他们在下面胡闹,偶尔轻微地抽搐一两下,从喉咙深处发出几声短促的、像是晚上做恶梦的人那样的哼哼声。不过随着辣椒在体内产生了效果,她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起来。
  “好了,身体里一定会觉得很温暖吧?”大家站起身来看着她,那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被人分开的腿慢慢地并拢,又努力着把一条腿抬起来搁到另一条腿上。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夹紧,再把身体向一边侧。
  她一共试了三次才使自己侧卧过来,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以一种电影慢放般的迟缓速度完成的。她现在努力着曲起双腿把膝盖顶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样还是不行。她窄窄的鼻翼向外张开,胸脯上下起伏了半天才积聚起新的力量把两条腿在脚镣的限制内重新尽量地伸开,像被烫了舌头那样往嘴里吸冷气。这其实跟她烧灼的下身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嗫嚅着说:“渴,给点水……”
  这提醒了我们,有人轻轻一捏就弄开了她的嘴,她睁大眼睛紧盯着那口还剩下一小半辣椒酱的小锅端到了自己的唇边,眼神就像是疯了一样。深红的浆汁倒得她满嘴满唇都是,覆盖住了她的鼻孔,她现在要想呼吸就得把这些东西吸进肺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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