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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战犯眼中的中国女人--3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06-9-14 01:24:45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天
  我亲自带人去陈惠芹任教的学校,野山去陈惠芹在五山路租住的房子。命令上岭那边的行动组重新检查陈惠芹住过的江岸旅社以及那天中国特务跟踪她在镇里走过的路线,不管我本人怎么想,还是列出了检查时需要重点注意的单子,诸如什么“赵姓的人”之类。
  整整一天那间中学完全陷入了恐惧之中,我的宪兵们四处询问的唯一问题就是看到谁跟陈惠芹来往密切。把有人指控的老师和学生都带进留出的教室里拘留起来。我的设想是如果运气好的话,陈惠芹的一个同伙就在学校里,那样我们也许有希望把他扫到网里。不过这很不可能,更可能有帮助的是那些与陈惠芹关系较密切的人会提供关於陈惠芹各方面的情况,然后从中找出有用的线索。既然从中心一时无法突破,先清扫外围是唯一的选择。
  野山在五山路那边也同样地干着。在此之前一直派人监视着这间陈惠芹租的房子,不过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发现。
  这样做的严重问题是:如果我昨天的分析是正确的,即陈惠芹被捕的消息由於某些原因没有被传递出去,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它通知全城的人。这样的两难处境是使我昨天既愤怒又害怕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这件事没有止境地拖下去,而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那疯了的姑娘开口供认一切上。这是我昨晚最终得出的结论。
  最后我们带了十多个人返回宪兵队。顺便说说,我们在陈惠芹的学校和住处里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和所谓的鸡窝等等对得上号的。但是我们逮捕的人中有两个姓赵的:一个是教数学的男老师,有人说他好像和陈老师关系不错,而且他的个子比较高。另一个是给学校看门的老头,除了他姓赵之外,因为我记得陈惠芹第二天的假口供中说指示是送到学校门房的,人在编造谎言的时候往往会加进真实的情节。
  让所有的宪兵每人带一个中国警察进行突击讯问,昨天夜里我已经列出了需要的问题清单,他们只要照着念就可以了,以后我会让野山去对付那些记录。
  我自己对付那个姓赵的赵联松老师。乏味地问过姓名、年龄之后,便让他自己说和陈惠芹的关系。他说跟陈老师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好吧,这不要紧,我要他一次一次地回忆,哪一天,或者大致上是哪一天,如果碰到过陈惠芹,说了些什么,当时有没有人看到,又是怎样结束的等等。这本应是刑事警察的工作,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比较出来是谁,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撒谎。
  日中战争中宪兵并不进行这一类细緻工作,我们一向採取前分队长那样的方式,在遇到如陈惠芹这样组织严密的体系时便有些力不从心。不过在军队的控制区内,我们并不需要通过检控、审判程序,也许秘密战就是如此吧。
  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快就回到熟悉的途径上来,我对赵联松声色俱厉地吼叫道:“现在,把你参加抗日组织的经过说出来!”
  “我从来不反日,我只是好好教书,皇军弄错了吧。”
  “你是怎样指挥陈惠芹的?”
  “你自己受谁指挥?”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他像个读书人那样为自己辩解,在许多细节上纠缠不清,努力着要尽可能地客观一些,以为那样就能合理地解释清楚他并不可能干出我所指控的事情来。
  “哼,你是不肯老实说吗?”
  他还不是太愚蠢,虽然已经很紧张地吓白了脸,但终於停止了唠叨那些琐碎的事,像下定了决心似的用简单的:“不是”和“没有”来回答我的威吓,他心里肯定正在想着跟这些日本士兵没有道理可讲。
  “去看看隔壁的房间吧。”我们把他带到隔壁的二号室,满地的血迹还没有好好沖洗过,新鲜的都是陈惠芹的血,尤其是那张铁床。
  我用这些东西吓他,他仍然坚持用“不是”和“没有”来回答。於是把他的衣服剥光捆上手吊起来,我叫人拿了根木棍站在一边,他一开口否认便打,打得他连声惨叫,他只好乾脆闭上眼睛不再开口。
  “哼,装死不回答,以为那样就可以逃得掉吗?”於是就算不开口也用木棒狠打。
  这样搞到晚上,赵联松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半边脸肿得像个马蜂窝,一只眼睛完全睁不开了,他居然还能坚持着否认,没有顺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胡遍乱造,也算得上顽强了,我想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是陈惠芹招供的。你指挥她进行反日活动,为农村的土匪送东西。”
  虽然被赤条条地吊在房顶上的赵联松已经有些昏昏沉沉,但还是确实地吃了一惊:“陈惠芹?这,这不会的。”
  “把他放下来吧。去把陈惠芹带来。”
  几分钟后,外面响起了迟缓的铁链声,值夜的宪兵把赤身的年轻姑娘扶进屋子。从早上把她交给军医山田之后就没有再打她,我想山田大概也就是用生理盐水给她洗了洗伤口,至少她的身上不再糊满血迹了,不过她从上到下看起来很不像样子。
  她无力地垂低着头,恐怕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赵联松。他们把她弄到我坐的桌子前面,面对着赵联松跪下。她不太跪得住,用铐在一起的双手支撑着伏到了地下,於是又拽着她的头发把她往上拉起来。
  “好好看看吧,共事两年了,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吧!”
  赵联松面对着我坐着,他受惊的脸上渐渐地显出愤怒的表情,那是他自己被打得半死时都没有过的。从我这里只能看到陈惠芹挂满了碎皮烂肉的裸背,但是我听到她低低地叫了一声,十分惊讶。
  现在赵联松把目光投射到我的脸上:“你们,你们怎么能……”
  “这就是反抗皇军的结果!”我起身绕过桌子插到他们中间:“她已经供认了她的领导人就是你!赵老师,坦白出来吧,给你的下级一点面子。你刚才尝到的才是一点小小的开始,”我伸出一个小指头:“两天以后你就会变成像她这个样子,那时候问你什么你就会老老实实地说什么。”
  他确实显得有些迷惑。跪在地下的姑娘似乎才开始明白现在发生的是什么,她急急地说道:“赵联松,我没有……”站在她身边的宪兵狠狠地打在她的脸颊上,把她的头打得偏向一边,中断了她的话:“不准说话!”
  “打他。”
  把赵联松拉开手和腿固定在墙面上,用烙铁往他的胸腹上烙了十来下,烫得他像杀猪那样地大叫。让陈惠芹跪在他身下抬头看着,她若闭上眼睛便拧她受伤的乳房。她结结巴巴地说:“不是他……我没有说过……我不认识他……”
  “哈,你不认识他吗?”她的脸上又挨了一记重击。我抽出一张纸片念道:“三天前在走廊里,正好没有人,赵联松从后面追上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东西要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晚上七点钟到哪里哪里等我。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赵老师,听到了吗?她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还不痛快地说出来吗?”
  看着姑娘痛苦的表情,“要增加压力,”我想:“要让她看点特别的。”
  宪兵戴上那种从山田处拿来的医用手套,找了根铁丝捅赵联松的尿道。他把他的阴茎握在手中,转着圈往四面乱扎。
  他“啊,啊”地尖叫,腹部的肌肉在皮肤下面激烈地抽动,好像里面关着一群什么小动物,被捆住的双脚在地下乱跳。
  “不是他。不,不是,你们弄错了。”陈惠芹喃喃地低声说,她抬起头看着我,显得十分慌乱和无助。
  “是吗,不是他吗?那么是谁?”
  她像吞下什么乾硬的东西似的突然噎住了。
  铁丝被拔了出来,流下少量的血。
  “再干!”
  “别,别,不要再扎了……”赵联松失魂落魄地盯着那段铁丝。
  我们的注意力却是在陈惠芹身上:“说出来,你受谁指挥,我们就放了他。不肯说,我们会有办法让他说的。”
  赵联松在一旁又呜呜地惨叫起来,铁丝第二次扎了进去。
  小姑娘在宪兵的手中挣扎了一下,勇敢地说:“赵联松和我做的事都没有关系,你们这些野兽来打我吧。”没有人理睬她。
  赵联松在极端的疼痛中崩溃了:“拔出来,哎哟,别扎了……我承认,我都说出来。”
  可怜的傢伙顺着我们的问题胡乱地编造下去。是的,他的确指示陈惠芹把东西带到乡下去交给土匪,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东西……对,是药品,是西药。是谁去买的药呢?他又怎么知道去交给谁呢?是谁叫他那么干的呢?赵松想把这些全都说成是自己干的。
  我们在这里多花了些力气,事实上又狠狠地捅了他几下,再给他提供了几个名字。他最终把他们的中国校长、他的教师同事、他班里的学生全都牵扯到这个阴谋里面来了。
  “哈哈哈……陈小姐,你们有很多同志啊!想想看,有没有被赵先生漏掉的人吧?我会把他们全都带到这里来,让你看看我们是怎样一个一个仔细审问他们的。”
  我已经说过,陈惠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人,这并不仅仅指她在忍受酷刑时的表现,而且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方面。今晚一开始她由於猝不及防,确实有些慌乱,但是这一场闹剧演到现在她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认定她自己对这件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她向前瞪着眼睛,但是视线的焦点根本就不在赵联松身上,似乎是在那个男教师身后某个遥远的地方,对我的威胁她也同样无动於衷。
  “赵联松,你还故意忘了两个人吧?”我对已经从墙上放下来,瘫在一张椅子上的赵联松说:“你太太不是保管着你们组织全体人员的名单吗?我记得,你的大女儿有十三岁了,你们也叫她干过什么吧?”
  到了现在,赵联松不会不明白这只是一场表演给陈惠芹看的残酷游戏,而他仅仅只是一个道具而已。他突然扑倒在陈惠芹身前:“陈老师,惠芹,惠芹,求求你都告诉他们吧。”他在姑娘的膝盖前痛哭起来,陈惠芹连眼睛都没有再动一下。
  快天亮了,我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阅读前院的那些审问记录,临走只是吩咐他们:“继续问那个女的,别管这小子了。”
  以后确实有人向我建议把赵联松的老婆和女儿也抓来算了,他挨了我一个耳光:“混蛋,这也是你考虑的问题吗?”
  首先,对中学的大搜捕没有找到值得特别注意的对象,有些人在恐惧和毒打中像赵联松那样供认他自己就是反日分子,或者胡乱地指控其他人,这一类的蠢话都交给其他人去处理。
  看起来陈惠芹给她同事们的印象是文静的、老实的,就像她在讯问室里给我们的印象一样。她在学校里与人交往不多,往往一下课就不见了踪影。不,也没有什么外面的人来找她,学校的校长甚至认为她上课很马虎,他抱怨说在现在的局势下难以找到合适的候选人,否则他可能已经把她解聘了。
  按照我的要求记录了许多被讯问人与陈惠芹的来往细节:谁到她家里去过?谁没有去过?谁在什么地方碰到她?跟她谈过什么等等。眼下这是我们唯一能弄到手的东西。
  有些价值的事情是确实有一些陈惠芹老师的信件送到学校的门房,讯问人让门房的赵老头把那个经常出现的送信人仔细地描述了一番,这也许表明陈惠芹被捕的第二天关於联络方法的供认有一部份是真实的。
  陈惠芹租房的房东和邻居也被扣押在宪兵队大院的拘留室里,拼命要他们回忆,来找过陈惠芹的是些什么人?长得什么样子?大致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一定的规律?
  ※ 译注:经查证,日军佔领时期,中国北方某些地区的所谓国民高等学校相当於初中与高中。
  最后一个月
  每天一大早,值夜班的宪兵下岗时便去把她拖起来,因为有人认为囚犯应该遵守规矩。起来后让她站到木栏前,把双手铐在木栏杆上与她自己的脸齐平的高度。然后用皮带抽打她十来下,具体数字和轻重程度,取决於那个宪兵当时的心情。
  隔几天,会安排两个宪兵下去,就在地下室里对她一直审问到中午。所谓审问,无论她是否回答问题仍然要变换各种方法折磨她一个上午,差不多会持续三个小时。审问的方式是由当日轮到的人任意决定的,如果想灌水,便给她灌进一桶水;如果喜欢用电,便把电线接在她身上什么地方断断续续地通电;他也可以用开水淋她的身体、用木棒压她的膝弯,或者随便他想像出来的能使人痛苦的方法。唯一的规定是“最好”不要把她弄成重伤恢复不过来,当然更要防止把她一下子就打死了。
  几天后,那姑娘就被各种希奇古怪的方法折磨得不成样子。她的锁骨下方被烧红的铁条穿通了两个洞,有人在审讯时喜欢用绳子穿过这里把她系在后面的墙上;有人试验用铁丝像捅男人的阴茎那样去捅她的尿道;有一次她被人用缝被子的大针把嘴唇缝在一起过了整整一天:“嗯,还是那样不说话吗?缝起来就什么也不必说了。”
  以后残酷的程度越来越升级,姑娘的左手掌和左脚掌各被烫穿了一个洞,里面露着白色的骨头。有人来请示能不能割掉她几个指头,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们用烤红的钳子把女人被挑中的那个脚趾或手指上的肉一条一条地撕下来,最后再夹碎裸露出来的趾骨。不过这些都是最后几天中的事了。
  在这样的审讯结束之后,无论她有多痛苦,仍然毫无例外地把她铐在木栏杆上,一直站到,或者如果站不住的话,就像一个口袋那样挂在木柱上挂到晚上。
  每天晚饭后都把她押到前院去,让她待在五间拘留室边上的警卫室里,然后从拘留室中逐个带出男囚犯。
  大多数男犯人都已经被宪兵打怕了,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做什么,对那些顽强些的犯人,他们的办法不是打男人,而是去打躺在一边的女人。“啊,你很爱惜你的同胞是吗?”用根棍子折磨那姑娘:“看,你不干她便是这样。”
  开头几天是把陈惠芹送到警备队那边去的,后来据说传出了抱怨,说像是抱着一块刚从钩子上放下来的生猪肉。的确,她身上从来没有断过新鲜的刑伤,而且她的下身已经完全不能形容了,於是改成使用囚犯。
  虽然这一切完全是按照我的命令,但我本人从来没有亲自带她到拘留室那边去过。在队里自然有人对这事特别感兴趣,他们虽然不必就详细的经过对我作正式汇报,从那几个傢伙吃饭时露出邪恶的笑容嘀嘀咕咕的样子也能想到他们在那边会让陈惠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其中一个傢伙在轮到他审讯时,用钳子拔掉了那姑娘嘴里正面上下的好几颗牙齿。
  每天晚上十点多钟,我独自坐在队长室里都会听到一阵单调的铁链声从院子一头响到另一头,伴随着它的是一双军靴沉重的脚步声,它们渐渐地隐没到地下室中。在那下面,押送她的宪兵还会用皮带抽打她十来下,这以后姑娘才被允许在地下铺着的破毯子上躺平身子。可是对於她来说,这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
  值夜的士兵大多数会在午夜之后大步走下台阶:“肮脏的母猪,起来,爬起来!”
  当地早晚的温差很大,那个月份在深夜里已经相当地寒冷,哨兵在夜间执勤时往往会乾脆穿上军大衣。但是因为一直没有下雪,我们认为还需要加强效果,於是会在每天半夜最冷的那一段时间里把陈惠芹带上院子,再给她准备好一桶冷水,强迫她用大木勺舀水从自己头上往下浇。
  “你不是个喜欢乾净的姑娘吗?好好洗一个澡吧。”
  “这样一勺能洗乾净吗?再浇水!”
  后面完全变成了恶作剧,裹在棉衣里的士兵拿着训练用的竹剑站在旁边。
  “洗澡是那么简单的吗?慢一点,全身都要搓到!”要不就乾脆是:“再洗一遍!”
  稍不满意便挥起竹剑,不管哪里“啪”地一声打上去。
  全身赤裸的姑娘被迫在露天里慢慢地表演洗澡的整个过程,一遍遍地把自己淋得透湿,在冰冷的空气中被冻得像开动起来的发动机那样激烈地抖动着。然后让她站起身围着院墙转圈,她便用戴着手铐的两手勉强遮挡在水淋淋的胸前,哆哆嗦嗦地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蹭。
  每天总要把她这样冻上一个钟头吧,如果轮到哪天值夜班的傢伙觉得特别乏味,偶尔也会有整个晚上每隔两个小时就去把女囚犯弄到院子里转几圈。
  虽然地下室中已经生起了火炉,她被送回下面后,和她关押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子要哭着把她冰凉的身体搂抱半天才能使她恢复过来。从那次绝食后一直让这个女学生和陈惠芹住在一起,由於陈惠芹几乎整天都被束缚在木笼边上,跟本无法正常地生活,便让这个女孩子留下来帮助她,实际上每天的两顿饭都是她喂陈惠芹吃的。据说两个姑娘的感情很好,后来有人报告说,看到女孩四肢着地趴在地下,让铐在栏杆上的陈惠琴能坐在她背上休息一会儿。
  在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第二天,审讯者让陈惠芹趴到地上,用烧红的铁千捅她的臀部,在两边捅了几个一两公分深的洞:“这样大概请你也不敢坐了吧?”
  到这时我们至少已经彻底地搞垮了她的身体,因为胃里被反覆地灌进了大量的冷水,她的消化功能已经完全紊乱,呕吐成了她日常的神经性反应。差不多每次下到地下室里,我们总是看到她把头顶在木头柱子上,两肘死死地紧压着自己的上腹部,一阵一阵拼着命地想要再吐出点什么东西来。
  我们毫不怜悯地利用这一点,给她吃更硬、更粗糙的食物,把供给前院囚犯的掺糠的玉米面窝窝头在屋外放两天,冻得乾硬开裂了才扔到木笼里去,让女学生去喂陈惠芹。中川的威胁仍然有效,她不吃完便痛打那个学生。
  实际上,因为每人一天就这么两个勉强有鸭蛋大的窝窝头,姑娘们也确实很饿,她们流着眼泪使劲地往下咽,一会儿功夫陈惠芹的胃就开始剧痛起来。更吓人的是就在这时她又开始咳嗽,因为同样被水弄坏的还有她的肺,两种反应加在一起,陈惠芹的表情痛苦得无以复加。
  轮到这天讯问的曹长不耐烦地在木栅栏外面踱来踱去,一直等了十多分钟,然后他给还在喘着气挺直了脖颈打嗝的姑娘打开手铐。陈惠芹用手背擦着自己嘴鼻边的污水,踉跄地走到地下室的另一头,面对桌子自动地跪好:这是每回审讯的规矩,她早已习惯了。
  开头在膝盖下面还要垫进盘起来的铁链,后来她越来越虚弱才免掉了,也允许她往后坐到自己的脚后跟上。
  跟着曹长的新兵把每天夜里给她洗澡用的那个水桶重重地放到她的面前,满满地盛着水,漂着那个木头勺子,得意地笑着的曹长坐在桌子后面:“乖乖地喝吧,肮脏的畜牲!”
  姑娘一声不响,舀起水来慢慢地喝下去。她喝得很小心,生怕一不注意又会引发起没完没了的呕吐。她喝完了第四勺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军曹,日本人还是那样地笑着,那个新兵已经转到了她的身后,把皮带往空中抽得“啪啪”地响。
  她再低下头去喝第五勺水,然后“哇”地一声直喷出来,再像刚才那样死去活来地吐上很长一阵,这之后她就只有趴在地上的劲了。
  “完了吗?水桶在你前面,从头来过,再喝!”
  这样来回两三次才开始正式问问题:“好好想一想,把去取电台的这三天从头再讲一遍!”
  到这时我对陈惠芹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也许她还会说出一些地点和人名,可时至今日,那恐怕都像是树杈上的空鸟巢一样,鸟早已经满天飞了。
  但是需要弄清楚的事仍然要弄下去:首先是电台的下落。自从供认出上岭的电台地址后,陈惠芹就一直坚持说她已经把发报机送到了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并不相信。白左机关的那个中国人一直盯着她,她没有传递东西的时间。
  “胡说!”用铁千猛戳她的两条大腿:“我们一直跟着你。”
  “只有一个戴帽子的人跟着我,他被我甩掉了一会儿。你们去问他吧,他不敢说出来。”她这回没有上当,看来当时是真的发现了盯梢的人。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决定不再追问下去,至少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借口,可以把这件事推到白左机关的头上去。
  陈惠芹供认,她是在上学的时侯去书店看书时被店主招募的,因此她在刚被捕时就连在何处加入组织的也不肯告诉我们。除了书店,她不知道店主的其它情况。
  对於我们还有一点希望的是从她的工作过程中找出额外的东西来,她过份频繁地去书店就不正常,还有与在上岭电台出现次数的差距。
  於是再打、再问。找了一根四方带棱的粗木棍,用它反覆折磨着女人,那天破例干到下午。
  “可能,只是别人没有看到我吧。”抱着肚子浑身发抖的姑娘直到最后仍是这么说。
  她提供了她通常去上岭乘的晚班车,下课后赶上那趟车,到站时的确已是晚上,当地农民应该已经睡觉了,然后在第二天一早离开。
  “那你整天往书店跑干什么,是去喝茶聊天吗?”
  她很吃力地解释说,她开始确实经常去书店,可是那时的确是为了翻翻书。以后就去得少了,只在有条子送到学校门房的时候才去接受指示。
  把学校一方见到的送条子的那个人和书店里僱用的年青伙计作了比较,两边的描述似乎的确有些相似。那么,陈惠芹真的不认识去书店的那个神秘女人吗?
  这个问题已经不知道问了多少遍了,这个月中每一次讯问就是翻来覆去地问上面这些同样的东西,有一点不一致的地方就把她打得死去活来。虽然就是靠这种方法来断定她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恐怕得承认当时是有“对这样的女人必须严厉地惩罚”的心情的。虽然现在很少有人会承认,但是为了取乐或发泄愤怒把犯人痛打一顿的事是的确存在的。
  从她体内拔出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的木棍,用刀在棱角上削出一根一根的倒刺,笑着给姑娘看。当他们重新在她身边蹲下时,她抱住其中一个人的腿,拼命地摇晃着:“我都告诉你们了呀,我都告诉你们了呀……”他们只是把她的手拉开。
  痛苦到极点的姑娘胡言乱语起来:女人叫什么,是亲日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妇,住在某一条街的某间旅社里。但是再问一次,便又随口说一个新的名字。
  就这样也使我们四处查问了很多次,我们只好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把陈惠芹铐在木栅栏上,让她一连站了四个昼夜,不给她饮水和食物,除了审讯外,一分钟也没有把她解开过。
  姑娘的手腕被手铐磨掉了几乎半个圈的皮肉,铁箍就直接卡在裸露出的腕骨上。她在半夜里淒惨地乱喊乱叫,那时她对我们这些审讯者已经很熟悉,直接用日语喊着山田或是野山的名字:“快来放我下来,我愿意说啦!”然后她可怜地看着匆匆跑下台阶的宪兵军官说:“我要解手……”把人气得哭笑不得。
  “混蛋!什么时候把你放开来干过这种事?”次数一多,上当的宪兵连惩罚她的想法都没有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到最后也没有更多的进展,也许陈惠芹说的是真话。但是按照我的感觉,这里总有些隐藏着的东西,只是我们还没有问到正确的地方。
  一天上午,在例行的审讯中陈惠芹被捆紧着双脚趴在地下,脚底朝上,然后用烧红的铁千往脚心扎进去,又捅又烫地搞了很久,在她的脚掌中间弄穿了一个洞。等到把她从地上提起来以后,才发现她用口腔边上剩下的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
  这一下她既不能走路也不肯再说话了,我很恼火。晚上有人来请示今天还要不要把女人弄到囚犯那边去,“抬去,抬也要把她抬到前面去。”他们去逼她站起来,结果根本无法做到,但是也没有抬她,而是打得她用膝盖跪起来四肢着地爬过去再爬回来,她被军用皮带抽得一路惨叫。
  不能肯定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一个一直关照我的前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已经决定把我调到南方的师团去,几天内就会下达正式命令。后来他像是顺便地问问:“那个女教师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吗?”他停了一会儿:“一个多月了,她还活着吗?圭一,对女人有些怜惜吧?哈哈哈!”
  我想这是对我的暗示。白左机关已经或软或硬地发动过几次攻击了,我也在宪兵队本部针对陈惠芹案作了汇报,中佐让我很难堪,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最后的几天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残杀,把她的嘴用棍子撬开,把刺刀伸进去割她的舌根,在口腔里上下乱搅。
  “这样不是比用牙咬更加简单吗?”往她身边扔一枝笔:“受不了了就写出来!”但是下一天就连她的左手也烙穿了一个洞。
  那几天中川正在审问一个被怀疑和土匪有联系的中国政府官员,他先把陈惠芹背靠墙壁悬吊起来,然后让那个官员在姑娘分开的两腿之间抬着脸从早上一直跪到下午。下午中川拿了一把普通菜刀冲进来,他什么也不问,在墙上按住姑娘的脚,只三五下就砍下了她的两个脚趾。他从地上捡起断趾对跪着的官员笑笑,把它们全都塞进了女人的嘴里,那个傢伙被吓得有好几天说不出一句连贯的句子来。
  最后一天
  傍晚下了当年秋天的第一场小雪。经过最后这几天惨酷至极的对待,陈惠芹已经连跪都跪不住了,但还是被从地下室里拖上院子,捆到院墙边的一根电话线桿上。
  野山告诉我,她还是能说话的,刚才在下面,她口齿不清地哀求他悄悄杀死自己。
  “哼,是吗?”接到那个电话后,我已经在那间叫什么之月的地方间断地喝了几个晚上的酒了。当然不是为了那女人,而是为了我自己,以至於直到现在还有些头昏。
  我提起一支军用电筒朝院子的后墙边走过去,细小的雪花在电筒的光环中闪闪发亮。不过温度还不够低,它们没有能在地上积起来,地面上湿淋淋的。沾在她光裸的皮肤上的雪片就像落在潮湿的地面上一样,转眼间就化成了清水。她像一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鸡雏那样瑟瑟地颤抖不止,电筒的光柱慢慢地从她的脸上向下扫过整个身体。
  坦白地说,此时的陈惠芹尽管一丝不挂地裸露着身体,但是已经根本不再具有丝毫的女性吸引力,实际上,这已经算不上是一具年轻女性的躯体了。
  她的脸笼罩在一层像尸体那样的青灰色当中,两侧的脸颊向内深深地凹陷进去,而一直像是抿在一起似的小小的嘴唇因为失去了后面牙齿的支撑,像老人那样松软地平摊开来,嘴角边还撕开了一个缺口。从她的肩膀到手臂显露出来的差不多就是一具骨架的形状,肮脏粗糙的皮肤包裹在上面就像是搭在衣架上的衣服一样皱缩松弛,她高高耸起的一对肩胛真的就只有鲫鱼的背脊那么窄。可以使女性自豪的丰盈柔软的皮下脂肪在她身上早已荡然无存,就连乳房都单薄乾瘪得如同垂挂在那里的两只空布袋,姑娘裸露的胸口就像是五十岁的老妇。
  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遭受虐待最为酷烈的地方,那上面的创伤,即使是在她被捕后的开头几天留下的,都几乎没有机会愈合过,总是刚刚覆上一层薄痂便又被残忍地再一次撕裂或烤焦。同样地,在它们下面的两肋,不只是一根根的肋骨历历可数地凸起在枯瘦的躯体上,由於的确被敲碎的玻璃瓶在上面划过,那里绽开的表皮和凝结的血块下,惨白的骨骼根本就暴露在外。
  她的两只手一共少了三个半手指,左手的中指是从中间的关节被砍断的,右手被硬折断了一个小指,留着其它的指头据说是为了可以写供词,不过到现在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前面看不到她被反绑在身后的双手,但是跟她下面那双也缺了好几个足趾的赤脚一样,它们都溃烂得十分厉害,已经到了连肢体原来的形状都难以辨认的程度,差不多只是四块紫黑色的肉团而已。
  因为几十天来一直被迫长期地站在地下,女人的大小腿都浮肿得很利害,脚腕处的肉很高地鼓起来把脚镣的铁箍包裹在中间,在腿的内侧从大腿根处开始乾结着几条一直向下延伸到脚边的深颜色的水迹,从她体内断续地流淌出浑浊的液体已经有许多天了。
  她像病弱的家禽那样半闭着眼睛,偶尔吃力地咳嗽几声,困难地把带血的粘液从唇缝间往外推出来,她的肺里大概也已经积了不少水。我认为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在她身前站了那么久,於是把手中的电筒掉过头来,重重地捅着她心口下方柔软的上腹部。
  她把眼睛睁开了一些,渐渐地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脸上。
  “小姑娘,你很不听话,皇军很不高兴,皇军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今晚是你的最后一夜了,好好地想一想。我会叫他们给你打开这些铁链,让你稍微地轻松一下,好好想一想吧!”
  应该说她的表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可以感觉到有一片几乎是快乐的光辉掠过了她的脸。
  我讨厌这种感觉,我用很慢的语调威胁说:“我知道你很想死,可是明天你会死得很痛很痛,很慢很慢。”
  地下室沉浸在歇斯底里的狂热气氛当中。那个女学生双手捂脸躲在木笼的角落里放声痛哭,四、五个粗壮的日本宪兵在屋子里乱糟糟地大声喊叫,挥舞着手臂,用铁锤逐个地砸碎陈惠芹剩下的手指和足趾。血滴、肉末和骨片四处飞溅,姑娘痛得缩成一团,沙哑沉闷地嗥叫着在宪兵们的脚下满地打滚;宪兵们则抬起军靴毫无顾忌地往她的身上、脸上乱踢乱踏。
  由於不想使她的内脏受到重伤,这两个月来一直避免这样完全的放纵,现在反正无关紧要了。几只脚踩着她的肩膀和大腿,把她仰着脸压在地下,她的脸上沾满了泥和血,已经无从分辨五官,体侧有一根断裂的肋骨歪斜着穿出在体外。
  为了让她清醒,不停地往她头上浇水,甚至把山田找来,强迫他给女人作人工呼吸。
  我用手提起软绵绵的乳房:“这个你再也用不着了,割掉!”沿着边缘用刀来回锯着,一边割一边往外撕开。里面已经没有剩下什么肉了,拖出了一连串的脉管和腺体组织,以后鲜血迅速地漫起来淹没了它们。
  “挂到上面去!”
  结果这成了一件很费劲的事,因为陈惠芹已经像死人那样完全瘫软了,现在没法对她说:“爬起来,站到栏桿那边去!”
  往木栏桿下面放了几个空弹药箱,有人在上面拉,有人在下面往上举,把女人靠着木柱立起来摆正位置。拉起她的一条手臂平举起来按在旁边的第二根柱子上,另一个人用粗大的铁钉钉穿她的手腕直到深入后面的柱子,铁钉应该穿过尺骨和挠骨的缝隙中间,这样才能负担住人体的重量。
  再拉起她另一条手臂,钉在身体另一侧的柱子上:“好,可以放开了。”
  陈惠芹被凌空悬挂到了两根木栏桿上,血肉淋漓的脚尖距离地面大约有半公尺高。她的脚镣已经在昨天晚上被取下,在她肿大得像饭碗口那么粗的脚腕上深深地印着一圈皮破肉烂的凹槽,已经严重地化脓了。於是把她的脚侧过来横着按住,钉子穿过她的跟腱上方,把脚同样地钉紧在木樑上。
  我们站下来看了一会儿,那姑娘也从上面俯视着我。她嘴里剩下的几颗牙齿磨得“格吱”地响,在她愤怒的眼睛中映照出来的恐怕是我满脸的冷笑吧!由於刚刚经过的激烈的挣扎,由於四肢被刺穿了悬在高处的惊惧,也许还有面临最后时刻而激励起的决心,她现在在亢奋的精神状态下尚未感觉到十分的痛楚,不过她很快就会感觉到的。
  她的每一次呼吸都要重複一遍扩张而后收缩胸腔的动作,但是在现在的情形下,她全身的重量仅仅依靠手腕中的创口来承担。扩张胸腔对於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稳稳地站在地面上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完全自动地进行的事,对於她来说却需要抽紧胸肌连同臂肌,把自己悬在空中的整个身体向上提起一点才能吸进一口空气。
  在这个过程中,她手脚的创口会非常的痛,但是她必须继续呼吸下去,结果上半身的肌肉由於持续的剧痛而开始紧张、痉挛直到僵直,这使得她渐渐地无力牵动自己吸进足够多的空气,她会出於本能而急促地喘息,给自己的创伤造成更强烈的刺激,使得肌肉更加地乏力和麻痹。
  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最终就是这样窒息而死的。由於她是渐渐地失去氧气,所以死亡的解脱到来的非常慢,取决於她的肌肉最终完全失去伸缩能力的时间。不少人被钉上架子后还可以活上一天甚至更久,据说有些地方会在稍晚一些的时候给犯人喝点酒麻醉他的神经,让他减轻一点痛苦,显然在这里我们不会这么做。对於陈惠芹来说,幸运的是她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肺也已经受了伤,她可能会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后得到解脱。
  在那时之前,这个不幸的姑娘还要在完全的窒息或是更剧烈的疼痛这样仅有的两个选择之间苦苦地挣扎很久,残缺的胸脯和折断的骨头更会加剧她的痛苦。最后她可能会哭泣、会哀求、会抽搐着发出可怕的喘息声,会用大得吓人的力量绝望地拉扯自己的肢体试着把它们解脱出来,可是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凶狠地盯着人了。
  “那个女人,处理掉!”
  几个人钻进木栏中去把那个学生拖到外面,就在陈惠芹的脚下勒死了她,尸体暂时扔在原处。她和陈惠芹在一起待的时间太长了,没人知道她们俩说过些什么,不能让她再出去。
  我让野山留下:“继续审问,如果完全坦白了可以把她放下来。”这是为了在以后写报告时可以说她是“在讯问中意外死亡”,不可能书面地承认我们是因为无可奈何而蓄意地杀害了她。
  我走出地下室再也没有回来。下午他们来报告说她死了,那么她坚持得比我预计的要更长一些。来人没有报告说她死前是否有过希望进一步坦白的表示,反正没有任何记录。
  也许野山他们因为觉得太过无聊,早就逃出了那个地方,到下午只是为了确认结果才去看了看,姑娘其实早就死了。我甚至开始怀疑野山为了使她能够早一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可能乾脆爬上去用手掐死了她。
  干这一行最终会使人变成完全的妄想狂,认真想一想就会明白陈惠芹案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她不肯把电台交给我们就很荒唐,谁都知道这是最无足轻重的事,你可以挖一个大坑往里面埋上十部发报机,它们都比不上一个有价值的情报员。我们疯狂地要把它找出来,只不过是为了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炫耀罢了,但是它对陈惠芹来说就不是一个炫耀性的东西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我有时会想整件事反过来是否能讲得通,如果陈惠芹去书店并不是去接受指示,而是相反,是去会见她控制的情报员。我现在觉得她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传递文件的联络员而已,有可能她自己就有直接的情报来源,她拼死保护的也许与此有关。
  在我们这一边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白左机关是如何地确定了女教师的身份。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我也曾通过宪兵队作过正式的询问,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像样的答复。也许是情报来源过於敏感;也许来源既简单又偶然,根本不值得提起;也许他们就是不想告诉宪兵。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军队最后的态度是把女教师处理掉,了结这个案子?
  我可以试着猜测一些原因,但是我永远不会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一方面,它被坚强的年轻姑娘永远地保存在了她残缺破碎的身体里。另一方面,在昭和20年天皇玉诏发佈之后,日方在中国的档案资料应该都已基本毁掉,而那些当事人们恐怕在那之前就开始陆续地阵亡,能活到现在的更是凤毛麟角了。至於这场战争中与我们对应的另一方或数方,这一类的档案从未认真地公开过。
  日中建交后我曾经访问过中国,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所能许可的条件做了一些调查。我在下面列出我记录到的一些名单,这些姓名是真实的。由於我们的和对方的许多原因,我不会说出陈惠芹是否就在其中。
  陈惠芹是本文中使用过的少数几个姓名之一,出於同样理由,姓名不是真实的。可以看出她们都是年轻的女性,并且在遇难前遭到日军的逮捕。作为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宪兵军官,我很容易想到她们在死前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痛苦。
  (名单略)
  对於她们本国的人民来说,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亲友或乡邻;对於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当时她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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